难忘的高中生活作文800字，高中生活作文800字记叙文！

我的高中生活

作者 | 刘希祥

1978年我考入了县重点中学——辛寨中学，于8月14日报到。

开学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早早起床，早饭后母亲仔细为我挑选了一大包袱煎饼，替我收拾好铺盖。由于我从未独自出过门，母亲放心不下，把我送到村口的公路上，站在路旁，呆呆地看着我骑车远去。

学校位于全国重点镇——辛寨镇政府驻地东约1公里处的辛寨村东岭前怀，距我村约20公里。

校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背风向阳。校园内正对学校大门有一条约三米宽的主甬道，主甬道东边有六排平房，第一排从西向东依次是传达室、总务处、会计室、体育组、卫生室，二至五排是教室，最后一排是教师宿舍、体育器材室和仓库。主甬道西边是并排的两个东西向的篮球场，篮球场北边有三排平房，第一排是党支部、校长室、教导处等行政办公室，第二排是各科教研组办公室，第三排是教师宿舍，这一排与东排最后一排连在一起。行政办公室前面正中央有一面朝篮球场的主席台，两颗芙蓉树分别镶嵌在主席台两边，学校开校会等大型活动都在这里。篮球场西边有一条辅甬道，辅甬道西有五排平房，第一排是女生宿舍，第二至四排是男生宿舍，最后一排是伙房。伙房前面靠东有口水井，水位很浅，不能满足师生饮用，各个班级常年轮流去辛寨河北崖水井去挑，师生饮水非常不便，1979年秋学校建起了水塔，解决了师生饮水问题。最西边靠北是两排教师家属院，东西两边靠院墙建有露天师生厕所。东院墙外边是操场，内有200米椭圆形跑道，操场南面有一个东西向的篮球场。

学校有12个教学班。其中新招高中一年级六个班，1-2班是辛寨公社的普通班（辛寨公社其他普通班在盘阳中学），3-6班是县重点班，每班54人，重点班共计216人。学生来自辛寨（含盘阳）、柳山、杨家河、七贤（南部村庄）、蒋峪、白塔、大关七个公社。高中二年级六个班，全是辛寨公社学生，这一级是1977年8月推荐入学的。

那年，我们大关公社九处联中考入12人，其中刘家营联中6人（杨明广、史文东、王卫、牛同江、刘延谦、刘海利），蒲沟联中2人（吴吉亮、叶世福），东镇联中2人（西宝旺、赵永和），我们小关联中2人（刘梅臻、刘希祥），我被分在三班。我们是全县第一级重点中学学生，是该校第十级学生，我所在的高一三班称之为“十级三班”。

那时，高中学制二年，课程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体育七科。高二文理分科，文科增设历史、地理、生物三科，停开物理、化学两科。英语课本是学初中起点的初中第一册，从字母学起，是统编教材，我们学完初中一、二册后，学习高中代用课本，高中代用课本第一册相当于初中三、四册内容，是省编教材；其余各科都是省编教材。

教过我的老师：语文老师有王文祥、赵光明、董景信，数学老师有张佃福、谭金昌、刘华山、牟振邦，物理老师有迟文信、马瑞献、魏长法，化学老师有杜立业、张允超、张玉芹，英语老师有鹿新、王成棋，政治老师有卢绪桥、苏继友、吴锡良，体育老师有张之明、冯恩亮、张政明。各科老师多数是文化大革命前参加工作的中老年教师，他们知识渊博，教学基本功扎实，关爱学生。记得我们入学第一节语文课是作文，当王老师把作文题目《我上高中了》五个大字工工整整写在黑板正中央偏上位置时，赢得同学们一片赞誉声。他的字不但线条细劲匀圆，笔势流利畅达，而且，一钩一划，清隽有力。教政治的吴老师讲课口齿清楚，声音洪亮，逻辑性强，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教物理的迟老师，上课衣冠整齐，教材熟，板书速度快，记忆力强，且多才多艺……每位老师都各有其特点，他们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周六下午上两节课后放学，学校附近的学生回家拿饭，星期天上午8：00前返校上课;我们离家远的学生四周一次过大周，过大周时星期天白天不上课，下午6：00前到校上晚自习。

我们过大周回家时，有的步行，有的乘坐公共汽车。那时，乘车到蒋峪票价0.3元，到小关0.45元，到大关0.5元，为了省钱，乘车回家的都是到蒋峪下车，然后再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家；回学校时也是走到蒋峪乘车，那时“临朐-大关”车每天跑两个往返趟，上午、下午各一趟，如果错过了时间，也就只好步行。我和杨明广一般是骑自行车往返学校，他的自行车是新的，我的是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在旧货市场花30元钱买的，买来后又经过简单修理，专供我上学用，我骑在路上时常抛锚，到第二年下学期就不能骑了。

我们每次回家要带足四周的咸菜和一周的煎饼，每次都是母亲炒上一些咸菜，装在瓶子里，然后再捞上几个囫囵辣疙瘩咸菜。第一周吃自带的煎饼和瓶装的炒咸菜，夏天气温高，带去的煎饼三天就发霉，便拿去伙房馏馏再吃，从第二周开始吃伙房给加工的窝窝头和囫囵辣疙瘩咸菜。那时我们把小麦、玉米或地瓜干送到原联中学校，高中学校每个月派拖拉机去给我们拉粮食。我们把拉去的粮食兑换成饭票，伙房收取一定数额的加工费。拉去小麦伙房给加工成馒头，拉去玉米或地瓜干就给加工成玉米或地瓜干窝窝头。

我们山区麦子少，再加上父亲有胃病，需常年吃发面，因此我拉去的大多是玉米，小麦很少。玉米窝窝头刚蒸出来还好吃，到了第二天，被风一吹，就裂成两三瓣，又没有就菜，嚼在嘴里不肯下咽。我就把剩下的窝窝头放在桌洞里，到晚自习结束，肚子饿得咕噜响，拿出来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在学校时头两周还有咸菜，到了后两周一般咸菜也没有了。有时我们就用捎咸菜的瓶子去供销社打上酱油，再去集上买几颗葱，把葱切成段，放到瓶子里腌咸菜吃。只有过大周回家时才能吃到用花生油或豆油炒的菜。

当时学校设大小两个伙房，小伙房供教师吃饭，但是，非农业户口学生也常常在那里打饭，小伙房面食花样很多，有馒头、花卷、蒸包等，早上熬小米或大米粥，中午和晚上炒菜，每顿饭都有咸菜。大伙房供学生吃饭，大伙房只为学生提供开水、馒头和窝窝头，不炒菜，就连咸菜也没有。开水每桶5分钱，各班值日生用水桶凭票去取，取回用舀子分给每个人。馒头和窝窝头以班为单位提前一天凭票征订，每顿饭伙房根据定数分好，各班派值日生取回分给每位同学，冬天早饭还熬玉米粥，也是值日生用铝盆端来再分给每个人。

那时候，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生活水平差别很大，不仅穿戴不一样，而且饮食差别也很大。那时我们都把非农业户口的同学称为“机关孩子”，“机关孩子”吃饭，通常是拿着饭碗去小伙房打菜买饭，不但吃着雪白的馒头，而且顿顿有菜。我们农业户口的学生吃煎饼、窝窝头，有时连咸菜都没有。记得有一天中午，小伙房卖蒸包，我想浑水摸鱼，打两个包子解解馋，就假装“机关孩子”拿着馒头票和事先从“机关孩子”那里弄到的菜票，在小伙房售饭窗口排队，当闻到蒸包散发出扑鼻的香味时，馋得我流口水。可是，当挨到我时，售饭的伙房工人说：“小伙房只供老师吃饭，不售给学生。再说，包子不多了，还有好几个老师没来打。”我明明看到前面有几个“机关孩子”刚刚从这里打出包子，为什么偏偏挨到我时不卖给学生了。我没有跟人家辩解，眼巴巴地看着笸箩里冒着热气的包子灰溜溜地走了。我不但没有打到包子，回到教室还遭到几个同学的冷嘲热讽。

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只要是能充饥的食品，包括桃酥、饼干等副食品都要凭粮票购买。我们农村人是没有粮票的，只有机关干部、公办教师、企业职工等非农业户口人员才能有粮票，庄户人是弄不到粮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如果要去县城参加县“三干会”（农村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可凭参会通知带着粮食到公社粮所兑换参会期间的粮票。那时候的油条，只有供销社饭店才炸，并且买油条需要用粮票，一斤粮票贴五毛钱买一斤半油条。社员（村民）赶集要到生产队请假，市场上也远远没有现在繁华。因次，我们在集市上或商店里根本卖不到饭菜之类能吃的东西。

高考前夕，学校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我因忙于更正、整理模拟试卷，过大周没有回家，到第六周时已经近两周没有咸菜了，也有点想家了，打算抽空回家拿点好吃的，加加营养。于是，我就利用午睡时间借用老师的自行车回家了。正巧母亲去我姥姥家了，我从大门旁边的石头底下取出钥匙，开放锁，敞开大门，捞了几个囫囵咸菜返回学校了。后来听隔壁的大娘说，我娘得知我回过家，看看给我准备好的放在盐罐子的熟肉没有拿走，留在罐子里的咸鸡蛋也一个没少，难过地哭了。

我们在高一时睡双人床，一口三间屋的宿舍安20多张床，有的是两张床并起来上下铺分别睡3个人，满床上是人，拥挤不堪。那时我们都是铺着一床褥子或毯子，盖着一床被子，到了冬天，我们就两人合铺睡在一起。第二学年调整宿舍，我班男生又睡地铺。所谓地铺就是用砖在地上砌约40厘米高，里面垫上约30厘米干沙隔潮，沙上面铺一些麦瓤，再在上面铺上席，学生将褥子或毯子铺在席上睡觉。三间屋分成两排，中间留出1米多宽的走廊，每人约占60厘米宽的地方，有时上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睡了，自己的位置被两边的同学翻身时“侵占”了。

那时，由于物资匮乏，家庭经济也困难，我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一身棉衣，没有衣服替换。天冷了，我们穿棉衣，天气暖和了，我们穿上单衣。没有条件洗澡，个人卫生也讲不好，因此，那时我们身上普遍生虱子。冬天晚自习后，我们在宿舍脱下衣服，披着棉袄，在昏暗的灯光下捉虱子,裤裆里虱子最多，因为那地方“环境”好，虱子繁殖快。

升入高二后，学校根据升级考试成绩和学生志愿，分出了三十多人的文科备考班，其余的分成了两个理科备考班和两个高中后中专备考班，我分到了高中后中专备考班。

我们班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五科，不再开设英语课。各科教学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难度也下降许多。

7月7-9日高考，辛寨设辛寨中学、辛寨联中两个考点，全是安排辛寨中学考生，我在辛寨联中考点参加了高考。我们数学用的是文科试卷，其余各科是理科试卷，各科均有部分有一定难度的题目我们不做，试卷上标注“本题中专考生不做”字样。

那年全校中专以上录取不足40人（含复读生），并且高中后中专较多。各类考生下达了录取分数线后，学校有项规定：凡高考落榜，成绩接近高考录取线的同学可返校复读。不在返校范围之内的多数同学回了本公社高中复读，也有的回家务农了。由于高考失利，我也不在返校范围之内，在去大关中学复读还是托人找工作之间犹豫不决。大约一周后，我也收到了返校复读通知。

返校后分到了理科复习班，大约一个月后，教体育的冯老师动员我报考体育专业，我反复考虑并征求父亲意见后同意了这个建议，报考体育专业后仍在原班上课，只是早上和下午第一节课后时间训练专业科目。

1981年农历3月6日下午（距专业考试不足一个月），我在体育训练时不慎摔倒，导致手腕处严重骨折。张政明老师立即用自行车载我去了辛寨医院，正巧，辛寨医院没有石膏了。张老师又返回学校，把情况向分管教学的谭金昌校长作了汇报，谭校长安排会计马连众老师与张老师一同骑自行车载我去县人民医院治疗，两位老师骑车轮流载着我在公路上疾驰，到县医院时，两位老师汗流浃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上衣的背部都被汗水浸透了。医生给我正位后，打上石膏，用绷带缠了起来。然后，两位老师领着我住进了县焦化宾馆。第二天，返校后，家住大关公社北草山亭村的福建籍万慧吉老师把我送回了家。从此，我结束了高中生活，考大学的理想也破灭了。

回家后，我情绪低落，少言寡语。三年的时间，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没白没黑的拼搏，结果到头来得了这么个结局，愧对自己，更愧对父母，悲观、失望、沮丧、茫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中乱作一团，不知所措。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两位老师，也没有专程登门拜见。四十多年过去了，就连一声感谢的话也没说，每当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内疚。在此，我发自内心地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刘希祥，男，沂山风景区下伏峪村人，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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