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母亲到河北定县铁路员工子弟小学教书,第二年又失业。只好终日给张中行当家庭妇女,刷盆洗碗,生火做饭。一有闲暇就看进步书籍。
这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组织通过贴标语、撒传单、飞行集会、罢工等一系列活动在遭受镇压的同时,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而母亲也因自己的失业,对社会更加不满。自从接触了马列主义之后,她感到这个学说是科学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实行这个学说的共产党非常向往。
但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即使真的是共产党员也不公开承认。许晴曾告诉母亲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母亲不相信,以为那是对她保密。
据母亲自己描述:从1933年到1936年,她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每逢徘徊在北平街头,看见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正派的人,她就多看他几眼,心里猜想,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呢?他要是,能够介绍我入党,那该有多好呀!
她冒充许晴的妹妹,总去监狱看望许晴,也是希图通过许晴,能与共产党联系上。果然许晴的狱友郑伊平就是共产党员。可郑出狱后很快就去了延安,不曾帮她与党组织联系上。
当时反动报纸杂志上对共产党有不少污蔑之词,什么共产共妻,乱杀乱抢,还不断刊登“共党分子”被枪决的消息。因此多数民众都怕跟共产党沾边。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却向往着这个秘密的,四处被追杀的一群人,不能不说是个另类。
有时候,母亲也想跟爱人张中行谈谈国家大事,可话不投机。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
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母亲醉心于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
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结果这次去香河,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香河县小学有个叫贾汇川的老师,与马建民认识。下面是母亲叙说她是怎样找着党的。
1936年前,我曾听贾汇川谈起过马建民,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我心目中对马先就有了好感。
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他来后,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他才到香河来躲避的。但具体是谁被捕,他们没有对我说。我对马非常同情,也非常愿意和他接近。
马也是听了贾的介绍,对我很信任。他在香河住在贾的房间里,我课外时,常和他在一起谈话。印象中他鼓励我参加革命,并给我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蒋介石不抗日,共产党坚决抗日,红军已到了陕北等(我还记得有一个题目叫《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么?》),还教给我当时进步青年都喜欢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因为马建民积极热情地帮助我,所以我很高兴和他接近。且庆幸自己认识了一个革命同志。马当时并没有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我心目中却当然地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那时马也没有讲过他自己的过去。直到1950年后,要写《青春之歌》,才向马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他1926年12月即参加了共青团,在保定上中学时,先后两次被开除。在宛平县田各庄搞地下工作时,常和同志在河边的苇子丛或坟地里开会。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敌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个学生家里躲了几天。这个学生和他母亲对他非常好,掩护他和帮助了他。
他于1930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
在我和马建民经过一段时间来往后,他和贾都对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为了使马能够在香河栖身,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叫我找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请他为马安排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我欣然答应,就对张一真说了,叫他帮助给马找个地方当教员。开始张一真不愿意,但我和他再三地说,叫他一定帮忙。大概张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关系上,最后答应替马打听一下,找到了后,可以叫马去。后来,约4月初,张就把马介绍到香河河北屯教书了。
马和张中行不认识。我记得他们俩从没有碰过面。
以后,贾汇川和马建民又向我提出,叫我替马到北京取一趟东西,并打听一下马出走后,北京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革命同志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欣然接受。在1936年4月5日趁学校放春假时,我就到北京去了。在我离开香河前,马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到北京西单附近去找当时正在中国大学上学的侯薪,叫他帮助了解情况和取东西。我到北京找到了侯薪。大约过了一两天,一个傍晚,侯到我住处找我,我们一同到宣武门一条东西街的一个小门前(马当时的住处),侯叫我在门外等着,他进去一会儿,取了一包东西就出来了。他把这东西交给我。当我回香河后,马已去河北屯教书。我给马写了信,过了几天,马到香河来找我,就把东西取走了。从此后,我在香河没有再看见马建民。
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这就引起了张一真的怀疑。他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非叫我辞职和他一起回天津不可。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张中行听从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
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
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回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
这时母亲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
母亲不是很孔老二的人,她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套观念。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洗碗、扫地、睡觉。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杨沫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多元的收入。
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年)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
热情奔放的母亲,见到了共产党员马建民之后,由敬佩转为爱慕,3个月就与之结合。
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后来在文章中写道:1936年10月后,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里,我们就结婚了。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两个人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母亲心甘情愿。
白天父亲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母亲。他很少说感情上的话,却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说来的红军长征传闻。
母亲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她想起了那些纷纷坐牢的进步青年,猜测他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她渴望自己能与他们为伍,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入党要求,父亲一次一次答应,却都没有结果。母亲挺着大肚子,整天在家闲得无聊,总缠着父亲要入党,要父亲帮她这个忙。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
因为这件事总没进展,母亲着急,一度对父亲有些不满。
刚刚与母亲同居的父亲,其实有个农村的妻子,但由于躲避敌人抓捕,被冲散了。无奈现在陷于爱河,不能自拔。他不住安慰着母亲,劝她不要着急。因他有难处,自从同志被逮捕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关系已经失掉了一段时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 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老学究都那么冷酷,而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老马却那么呵护,这两个人的巨大反差,让母亲深受感动。
想想方伯务,想想许晴,想想老马,母亲更加觉得自己找个共产党员当丈夫找对了。她巴不得自己也赶快入党,便隔三差五地催父亲,缠着父亲,要父亲向上级反映。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
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 (
母亲问:写它做什么?以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工作。
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
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母亲感觉无比幸福。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儿,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
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
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
母亲这时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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