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音乐课西风的话教案，七年级音乐课西风的话教案设计！

一、“语丝”阵营的构成及其立场

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一批作家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号，宣布五四一代作家已经落伍，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鼓吹所谓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文学。鲁迅以《语丝》为阵地，与他们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论争，不仅鲁迅等老一代作家出面论战，更有一批年轻作者充当“急先锋”，与创造社展开激烈辩论。创造社的何大白（即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一文中就指出：“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鲁迅和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倾向，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不过是以下几种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当的不平，些须的人道精神……”[①]可见，在论战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足以与创造社抗衡的“语丝派”阵营。

李何林192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文艺论战》一书收录了1928年围绕革命文学论争，“代表中国几个文艺集团的刊物”上发表的论争文章。他在序言中指出：

在这个时期各方所发表的论战的文字，统计不下百余篇；其中《小说月报》和《新月》的文字只在表明自己的文艺态度或稍露其对于创造社的“革命文学”的不满而已。至于以鲁迅为中心的“语丝派”则和创造社一般人立于针锋相对的地位！——也就是它们两方作成了这一次论战的两个敌对阵营的主力。[②]

鲁迅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拥有一批响应者。然而，以往讨论革命文学论争，基本上只关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这自然是不全面的。这本论战集分五个派别，收录了四十余篇论战文章，其中语丝派篇目最多，作者的人数也几乎与创造社持平。以鲁迅为主将，参与此次论战的语丝派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五四一代作家，即创造社人所谓“落伍者”、“老作家”。除鲁迅外，主要有这几位：其一是脱离了创造社的郁达夫，他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之文学》《革命广告》等文；其二是周作人，署名“白木”的三篇均出自他的手笔，蒋光慈的《鲁迅先生》一文就提到“白木”系鲁迅先生的令弟周作人先生[③]；此外还有川岛（即章廷谦），在《语丝》上发表了《溪边漫笔》，给鲁迅以声援。这几位作家都是我们熟悉的，无需多介绍。

另一类是一批给《语丝》《北新》杂志投稿的年轻作家，他们在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站在鲁迅一边，给鲁迅以极大支持。鲁迅到上海后，虽然遭到创造社、太阳社一批青年的围攻，但他以《语丝》为阵地进行反击，在他和《语丝》的周围聚拢起了一批年轻人。他们中不少人当时在日本留学，或留过学，如韩侍桁、胡秋原、高明、李少仙、杨骚等，有的曾亲眼目睹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当局对异己分子的铲除，如胡秋原曾在武昌目睹革命之兴衰，李少仙在南京耳闻国民党官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论调，青见目睹天津街头的乱象。他们之所以响应鲁迅，与创造社论争，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都对创造社诸人一夕之间突然嚷嚷“革命文学”充满疑虑，对这些“革命文学家”否定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价值深表不满，对创造社否定鲁迅等五四一代老作家的文学地位深感不满。如甘人原本就是周氏兄弟的学生，对鲁迅的作品素有研究，1927年发表了《<阿Q正传>的英译本》[④]《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⑤]两篇文章阐释鲁迅作品的价值。李少仙也是深受鲁迅作品影响的一个，他发表的随笔《西风吹来的话》讲述了鲁迅所译著作《工人绥惠略夫》给予他的震撼：

《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文出版，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吧？那时我正在北京，过着所谓“浪漫生活”。初次看到了这书，使我惊奇了。我和俄国文学发生关系，可以说从这部书开始；在未看到这书以前，我是拜倒在《雪鸿泪史》、《玉梨魂》、《红玫瑰》之类的上海洋场文学下。

然而很不幸，这书在我眼前，放了一把黑烟，遮住我每夜的灯红酒绿梦。“仕宦当至执金吾娶妻必如阴丽华”，描写在自己脑盖上的前途，亦忽然一遭陨溃。那些“珠衣玉貌”的朋友们，自然随着割席了。而所上的学校，所学的课程，统统变作了憎恨的白热点。[⑥]

又如韩侍桁，他很反感创造社以“文化批判”为名意欲将鲁迅等新文学先驱从文坛上“克服”、“除掉”，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他这样描述鲁迅当初被围攻的状况：

……攻击鲁迅先生的开始是在一九二八年，不是发于社会的反对派的大本营，而是从那以革命文学为招牌喊着改革的口号的，自命为社会最先锋的集团中。这种事实，是使人不可思议，而且悲郁的。然而，终于嘲骂鲁迅，成为了一种风气……

我是不善于以恶意度人的，但关于这种现象我却要恶意地分析一下。其实，原因是颇简单的，因为鲁迅先生曾创造过中国仅有的几篇艺术的作品，因为他曾以百折不回的勇气攻击了旧社会的恶劣，这样在纯洁的青年们的心中博得了相当的声誉与信仰。一个有声誉的人，是容易招得多数名誉热者们的不快与嫉妒的，但以同样的努力来竞争，既不容易而且费气力，人们是不肯的。最便捷的方法，便是以为打倒了现今的权威者，站在他的头上，而自己的身价好像也就更高了起来。[⑦]

其二，他们认为艺术不应该被“主义”所绑架，而应当是真情流露，反对把文学当成宣传品。如韩侍桁之所以出面与创造社的成仿吾等争论，首先是为了捍卫他心目中的文艺，他认为文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能被“主义”挟持。在《又是个Don Quixote的乱舞》中有一段谈到他与创造社的分歧：“人家是在谈主义，而我是在谈文学，结果恐怕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以文艺为第二美的，把文艺看成为作旁的工作的一种手段，而我偏要不明世故地争论为文艺而文艺，这将来不免有落伍之慨。”他讥刺创造社的一些人是“主义的奴才”，“受主义的支配阶级去支配，自己跑到圈外来，借着文学为武器顺便宣传不通的主义，得了盲目的青年捧场之后，将来自不难一步升天，走入正宗而成为主义的支配阶级！”[⑧]

又如甘人《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一文也强调文学应该是真情的流露，不能以为“宣传即文学。”他指出：“我知道革命家必大胆地承认：苟利革命，无所不可。然而请李君认得那是宣传，不是文学。文学这东西是不容你使手段的。因为一件文学作品，不只是作者笔头上写来就算。还要如厨川白村所说，能直入读者的无意识的底里，引起共鸣共感，才算成功。”[⑨]

杨骚被对手指为“鲁迅的裨将”后，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随感录《革命文学与裨将》，文中嘲讽革命文学只是空话，认为文学也可以不必为了什么什么，也“可以为的是一时的感兴”。结尾他表明自己的立场：

自己只相信有某种的生活，然后有某种的意识，然后说得某种话。

自己的文学不必强效革命吧？

自己也不必做谁家的裨将吧？

自己得怎样的感情，说怎样的话。

自己不受雇佣，不被收买。[⑩]

应该说，当时“语丝派”的这批年轻人，既是“拥鲁派”，也是艺术的忠实信徒，对“主义”抱有怀疑和警惕。他们并不像创造社、太阳社那样思想统一，但都坚持艺术自由的立场，把《语丝》作为能够独立发声的园地。“语丝”这一派不像创造社那样喜欢发表长篇大论，而是更多地用了随感、杂感、通信、甚至随笔、小说等方式，更具有“语丝”特色。通过随感录这种短小精悍的形式，《语丝》的投稿者可以就同一个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讨论。利用通信或按语等方式，鲁迅与《语丝》的作者之间有较多的“互动”，形成互相配合之势。也正因为鲁迅身边有这样一批“急先锋”与“裨将”，尽管创造社、太阳社那边人马众多，但在鲁迅的组织下，“语丝派”诸人灵活迎战，对创造社形成了有效的攻势。

1930年后随着这场争论的落幕及文坛的情势发生巨大转变，他们也在不断地转变和分化：除李少仙、林若狂早逝，甘人一度从事中共地下活动，其余几位仍坚守在文坛上，有一些成长为左翼作家，如杨骚、白薇等；另一些则曾经加入左翼队伍或靠近左翼，但后来转变为第三种人或第三种人的帮衬，如胡秋原、韩侍桁、高明。因此后来的研究者提到韩侍桁这一时期与创造社的论战，往往给予负面的评价，或认为其投机。也或许因此而很少提到胡秋原、高明等曾经与《语丝》的这一段关系。而出于种种原因，他们自己后来也很少提到曾参与这一场论战，因此也就被研究者所忽视。但无论如何，他们曾经与鲁迅、郁达夫等并肩作战，与创造社展开过激烈论战，这是事实。

二、“语丝”阵营成员考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韩侍桁先后在《语丝》《北新》等杂志发表《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1]、《又是个DonQuixote的乱舞》[12]、《个人主义的文学及其他》[13]、《关于“看货色”的问题》[14]等文。此外还有与鲁迅通过信的冬芬（即董秋芳）、徐匀等，这几位的生平经历鲁迅全集中已经有介绍。但在《语丝》上用笔名投稿、参与论战的其他一些作者如冰禅、甘人、高明、少仙、青见、修善、凤苞、定奂、无名氏等，则迄今没有很好地查考，鲁迅全集中即使有注释，也都非常简略。要更好地了解革命文学论争中“语丝派”的面貌，就应该尽可能地了解他们与《语丝》及鲁迅的关系，因此以下重点钩沉和介绍甘人等几位“语丝”阵营成员的情况：

（一）甘人

甘人即鲍文蔚。鲁迅日记1927年12月13日记载：“下午潘汉年、鲍文蔚、(章)衣萍、(李)小峰来，晚同至中友天饭。”据此，《鲁迅全集》对他做了如下介绍：

鲍文蔚（1902—？）江苏宜兴人。1927年时在江苏南通中学任英文教员，是年冬抵沪，与潘汉年同访鲁迅。

这个注释没有提到鲍文蔚即甘人，曾参与“革命文学”的论战。据现有资料[15]，鲍文蔚生于1902年，卒于1991年，江苏宜兴人，与潘汉年是同乡。他于1920年考取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英国文学，跟“语丝社”主要成员周作人等曾有往来。1925年潘汉年来北京第一次见到鲁迅，有人推测很可能也是鲍文蔚引见的。早在1925年他就已在《京报副刊》第127期上发表过一篇《希望自爱的青年勿学欧阳兰》。1927年9月《北新》周刊发表《<阿Q正传>的英译本》一文，署名“甘人（鲍文蔚）”，正是这个署名帮我们确定了甘人即鲍文蔚。此文开头提到，这篇文章是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以及章衣萍的催促下，对英译本《阿Q正传》的翻译做一些评论，由此也可见他与北新书局及前期语丝派成员关系密切。同年11月他在《北新》杂志上发表《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一文，高度推崇鲁迅的小说集《彷徨》，认为文学应该是时代的呼声，不该有唯美派与颓废派的文艺，而应该是血与泪的文艺。但他又声明：

我的血与泪的文艺，是与趋时的文艺家所口口声声提倡的血与泪的文艺有些异趣。他们竟可以从自悲自叹的浪漫诗人一跃而成了革命家，昨天还在表现自己，今天就写第四阶级的文学，他们的态度也未尝不诚恳，但是他们的识见太高，理论太多，往往在事前已经定下了文艺应走的方向，与应负的使命。无奈文艺须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一有使命，便是假的，以第一第二阶级的人，写第四阶级的文学，与住在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里，制作唯美派的诗歌，描写浪漫的生活一样的虚伪。鲁迅从来不说他要革命，也不要写无产阶级的文学，也不劝人家写，然而他曾诚实地发表过我们人民的苦痛，为他们呼冤，他有的是泪里面有着血的文学，所以是我们时代的作者。[16]

从时间上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语丝派阵营向“革命文学”开战的第一声，自然也引起创造社人的注意。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就对针对这段话质问作者：“我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苦痛？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甘人君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毫不认识。”[17]

对于李初梨的质问，鲍文蔚发表《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一文，对创造社提出的第一第二阶级、第四阶级的概念做了辩驳和质疑，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对立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这时的代表的作者，如其他的性格是深沉的，他的视线是开广的，他必不是属某一阶级的东西。他写的不是第几阶级的文学，发表的不是第几阶级人民的苦痛，而应是写反抗性的文学，发表一切被压迫的人们的苦痛。”[18]

1928年，鲍文蔚赴法留学，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经四年潜心研读，他获得法兰西古典文学学士学位。1932年3月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归国，本来他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学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但在潘汉年的劝说下留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2至1934年曾作为中央特科高级情报人员，打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演绎出一段特工传奇。此后他主要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虽未受潘汉年案牵连，但终究郁郁不得志。他先后在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所翻译的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古典小说《巨人传》最终未能完成，仅出版了第一卷（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亦为一件憾事。

（二）少仙

少仙，《语丝》上有过两个少仙，一个是孙少仙，主要研究民间歌谣。1927年后在《语丝》《北新》上发表文章的则是李少仙，鲁迅日记1928年6月12、15、20日有“得李少仙信”及“复李少仙”的记载，1929年9月10日记载：“得柳垂、陈梦庚、李少仙、范文澜信各一封，夜复讫。”鲁迅全集人物注释对他的介绍如下:

李少仙 《语丝》投稿者。当时在日本留学。

这个注释很简单，没有生卒年也没有出生地。网上有一篇《可与鲁迅一并肩的李少仙》，从内容来看介绍的正是这位李少仙。其主要生平经历如下：

涉县城关镇北岗村的李少仙，原名李炳昌，生于1903年。是涉县当时最大的贸易货庄“大生和”的东家。李少仙的父亲早年去世，家里只有母亲。“大生和”货庄就开在城中街原文教局大院一带，生意由江掌柜（小名毛驴）打理，雇用30多位伙计。索堡还设有分号。当时的山西武乡、黎城、辽县生意人都到大生和批发货物。李少仙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曾在南京执教。也曾因思想激进，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当局拘捕。1928年赴日本留学明治大学，就读法律系，1933年4月毕业。又上了三个月专政科，获取硕士学位。1933年8月带病回到北京，在协和医院住院4个多月，于1934年元月5日去世。年仅31岁。

在李少仙留日的1928年秋到1930年春，总共16个月的时间，共在《语丝》上发表文章达21篇，合14.5万字。平均每月发表近1万字。《秋愁与忆病》、《卧车中》、《乌黑的甜蜜》、《西风吹来的话一、二、三》、《冷酒》、《蓝先生的情人们》、《唐董寄秦珊》等文章均集中发表在《语丝》第五卷的第一、三、八、十、十一册上。在短时间内发表如此大量高质量的向封建思想开刀的文章，全方位体现了李少仙的才华横溢和“醒士”风采。

本期《清漳》只选他的一篇小文，但完全能窥一斑而见全豹，集中体现作者深邃的思想光芒和老道的语言功力。……

涉县学界当时传有“三江俩李一小何”的说法，李少仙就是俩李之一。据说李少仙留日期间系语丝派骨干作者，曾与周恩来、鲁迅会过面。李少仙英年早逝之后，人们曾在北岗村口为他立过三幢大碑，记载他的事迹。日军侵华至此，曾向石碑行鞠躬礼。

此文作者自述参与编辑过《明清民国涉县志校注》，也起草过《涉县文学创作简史》，他是从李少仙的嫡孙、画家李文龙那里偶然得知他爷爷李少仙出过文集的，顺藤摸瓜才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他的介绍基本是有可信度的。

《一个读者对于无产文学家的要求》发表于1928年6月4日，鲁迅日记是在这之后有了关于他们之间通信的记载。这篇文章嘲讽创造社人“穿着洋装，住在租界的无产文学家”对着乞丐高喊口号，就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认为“写这种文章不如写标语有效力，看这种文章也不如看传单起劲。”他指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说鲁迅过时了，却“没有创造出比过了时（？）的《呐喊》《彷徨》这类好的东西来”，“新兴的文学家”不过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只是新的投机家”。[20]

鲁迅日记最后一次提到与李少仙通信是1929年9月，虽然日记中的记载并不多，但李少仙在北新书局旗下的《语丝》《北新》《青年界》上发表了小说、随笔、杂感等20多篇文章，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力。1932 年《青年界》第2卷第2期发表了他的《<阿Q正传>的译文》，此文写于1931年9月，介绍松浦珪三的日译本《阿Q正传》，该译本由东京白杨社出版，内收《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三个短篇。李少仙在这篇介绍文章中指出：“阿Q的缺点，孔乙己的可怜，狂人的恐惧，虽说是属于中国人的，然而究竟还是人类的。”

（三）冰禅

《中国文艺论战》中收录了冰禅的《革命文学问题——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一文，此文发表在《北新》1928年第2卷第12期。这篇文章广征博引，显示作者不仅对中西方文艺理论有广泛涉猎，对社会科学理论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不仅能熟练引用苏联文艺理论家布哈林、普列汉诺夫、托洛斯基的观点，还提到日本藤森成吉著、张资平译的《文艺新论》，任国祯翻译的《苏俄文艺论战》等著作。另外《语丝》1929年第5卷第37期还发表了冰禅的随感录《老大家的“炮声”》，显示他在日本文学翻译方面也有相当造诣。我们知道，胡秋原有个笔名就是冰禅，他很早就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苏俄文艺理论深有研究，在发表于1933年的《胡秋原自记》中他自述经历，其中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及思想发展，现摘要介绍如下：

一九二四年冬我在中学毕业。我住在乡中，一面研究宋代文化和魏晋文化，同时由我堂兄的介绍，与当时由广东回来的几个作社会运动的同乡发生关系，加入了他们的团体。一九二五年夏到武昌，正中山死后，遇着许多朋友，又加入了他们的团体。是年秋进武昌大学读书，又得着一批新的朋友，开始作政论文字，（中略——笔者）在当时湖北的急进刊物《武汉评论》及武大学生组织的《橄榄》上写文章。……翌年（1926年），革命军会师武汉了，许多朋友都阔起来。我看了许多滑稽的事，于是对于革命怀疑起来。时已有人谈革命文学，我们当时有几个朋友，则相戒不谈革命，成天吃冰，谈谈天。但被一些朋友拉着，似乎也革命，在党务学校教点书，写点文章，编两三个小刊物，书也很少读了，除了看点翻译的新小说。混了一年，一九二七年夏，我请假回家，不久，政变了，许多朋友都走了。耐不住寂寞，与大朱同住于武昌。时常没有饭吃。但看了许多书，尤其是俄国的小说和戏曲。屠杀青年之祸起，大朱死，我便走家中。因为谣言，就到上海。借居某野鸡大学半年。也写点文章，秋，因为没有钱，又还乡……不容，岁暮又来上海，入某野鸡书局作编辑。无聊的书编完了，有两百元，就跑到日本。专门研究朴列汉诺夫和文学。此时埋头读书，从日文英文及其译本看了一些文艺理论和各国新旧作品。时父亲被陷入狱，只靠在上海许多杂志上以假名投些短篇的稿费与借质度日……后如早大，得到所谓官费，同时家里也常寄钱来，生活渐渐平静了。一九三一年夏返国，住在上海到现在，教书卖文……我的思想之出发点，是马克斯，——朴列汉诺夫——列宁主义，但我也不否认自己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译作可以告人者，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灯下集》；译有佛理采之《艺术社会学》，《西欧文学史概论》，《艺术学之诸问题》。与梅龚彬编过《文化评论》，与漆琪生编过《文化杂志》，现在编《意识形态》，《读书杂志》经常寄稿者。……[21]

从这篇自述可知他1928年在日本期间“专门研究朴列汉诺夫和文学”，“从日文英文及其译本看了一些文艺理论和各国新旧作”，“靠在上海许多杂志上以假名投些短篇的稿费与借质度日”。《革命文学问题》等以笔名“冰禅”发表，正是在这时期。1929 年《语丝》第5卷第34期还发表了他的《日本无产文学之过去与现在》，这篇署名“胡秋原”，证明他的确是《语丝》的投稿人。

胡秋原，生于1910年，湖北黄陂县人，本名胡崇业，又名曾佑，笔名未明、石明、冰禅。曾任上海东亚书局编辑，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判》《思索月刊》总编辑，福建《民国日报》社长。1949年后去台湾，2004年去世。但这篇自述里他只提到“小名曾佑，本名XX，号石明，秋原系一九二七年后之假名”，未提及“冰禅”这个笔名。不过在一份名为《江苏反省院半月刊》的刊物上有这样一篇文章，题为《刘院友与冰禅之间》，作者署名“林希曼”， 该文写道：

《人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一文，在刘院友写好了之后，我就读到的。当时我就告诉他冰禅即胡秋原，因为冰禅的文章和胡秋原在一九三二年的主张简直完全一样。……“冰禅”在一九二八年，实在要算最能理解文学的独特性与特质的一个了。他的文章在当时没有被注意，足以证明那时的理论水准之低。[22]

胡秋原1931年从日本回国后在拥有十九路军背景的神州国光社任职，社长为王礼锡。该社编辑出版了大量的理论书和文艺书籍，其中左翼作家撰写或翻译的书籍占的比例最大，甚至有不少是马列经典著作的译本。鲁迅应约编订《现代文艺丛书》，拟好的编定计划包括《浮士德与城》等十部苏联著作，但最终仅出版了《浮士德与城》（卢那卡尔斯基著，柔石译）、《铁甲列车》（伊凡诺夫著，侍術译）、《静静的顿河》（第一册上半，肖洛霍夫著，贺非译）、《十月》（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这四部。这一方面如鲁迅所说系出版社“害怕围剿，仓皇毁约”，但也有学者认为，1933年后由于日益明显的“反蒋抗日”政治倾向，神州国光社先在文化领域受到了直接而难以招架的冲击，“闽变”后随着后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失落，神州国光社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才是该丛书合约中止的真相所在。[23]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反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及一切“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的文艺派别。以后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提出“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随后苏汶、韩侍桁、杨邨人等在《现代》上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自1932年起“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论争，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24]《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25]《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26]等文，与他们展开论争。胡秋原一生曲折反复，1933年因参加“闽变”被捕，抗战后投身国民党官办文宣事业，1951年去台湾，任立法委员等职，晚年致力于两岸统一，曾归访大陆。2004年去世。

（四）高明

鲁迅日记1928年2月18日、7月22日、9月13日，1929年4月24日、6月28日、6月30日有“寄高明信”及“得高明信”的记载，1929年6月30日最后一次记载：“午后寄梁惜芳、高明、黄痩鹤三人信并还稿。”此时鲁迅已做好《奔流》停刊的准备，根据这段时间的日记，鲁迅退还了不少给《奔流》的投稿，可能高明也曾投稿给《奔流》而最终未能采用。鲁迅全集人物注释对他的介绍如下:

高明（1908—？） 江苏武进人，翻译工作者，《语丝》周刊投稿者。

高明在1928年《语丝》第4卷第10期发表《疯妇：写此就以安慰她》，文末注明“十七年一月六日，于东京追赶室”，并有附注说明本篇是他的“处男作”，由此可知高明当时在日本留学，他的文字生涯可能就是从发表在《语丝》上的这个短篇开始的。同年《语丝》第4卷第35期发表了他的《从时代说到无产文学再扯到言论自由》，此文针对麦克昂（即郭沫若）的《桌子的跳舞》一文，讥刺创造社人自以为“捉到了”时代精神，捉到了“普罗列塔利亚”等几个词就以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功。同时也对国民党当局将一批创造社太阳社刊物如《流沙》《文化批评》等禁止表示愤慨，指出：“创造社那付态度我们不以为对不过我们自会将他们的错误一齐揭出，使人家不再信它；我们决不许横暴的政府来侵犯权利！”可见其基本立场是坚持文艺自由。此文文末注明“一九二八，七，十三日，于日本水户追赶室。”可知这篇稿子也是寄自日本。高明在《语丝》上发表文章不多，他同时还在其他刊物投稿，应该说是一个勤奋的译作者。

20世纪30年代初高明回国后主要从事翻译及编辑出版工作，根据他撰写的《关于佐藤春夫集》[27]一文，可知他大约在1932年冬进入现代书局，专门翻译介绍日本文学，跟叶灵凤合作拟定了一个《现代日本作家选集》的计划，翻译介绍日本文学。此时他与鲁迅显然已经疏远，与叶灵凤、杜衡（即苏汶）、穆时英等关系更加密切。1933 年他在《现代出版界》第11期发表《狂人鲁迅》一文，指责鲁迅以偶像自居，容不得一点不利于自己的批评。其实通读全文，可以知道高明之前已用化名多次暗讽鲁迅，而鲁迅也给了他一个评语：高明并不高明。[28]

1933年3月11日《艺术新闻》周刊第4期刊发一篇报道《上海文人“礼拜五派”郁达夫、鲁迅、茅盾、洪深等一致通过 高明并不高明》，其中写道：

本月九号天马书店在四马路致美楼招待许多作家，到者有鲁迅、郁达夫夫妇、洪深、茅盾，等二十余人。席间谈到目前上海的出版界和著作界，鲁迅翁很幽默地说，日本佐藤春夫写信来问他：高明这个人是不高明的？他回信说，恰如其反。”

据这篇报道，席间大家还点评了张若谷、曾今可等几个上海滩文人，可知此时的高明已被左翼文坛归入曾今可一流。

（五）其他

其他一些收入《中国文艺论战》的作者，他们在“随感录”等栏目发表文章时用了笔名，现在已很难查考。如青见在《语丝》上先后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1928年第4卷第33期）、《阿Q时代没有死》（1928年 6月11日第4卷第24期）、《在革命的气氛中》（1928年第4卷第37期）、《“穷愁的自传”中的“新兴”的色彩》（1929年第5卷第41期）等多篇随感，从文章内容看，这位青见应是居住在天津的人氏，但其真名无法查考。同样情况还有在随感录栏目发表文章的昌派、定奂、凤苞、无名氏、修善等几位，现在均已很难确定其身份。其实在当时，就有论敌无法辨识其身份，认为《语丝》上的一些文章是鲁迅所用的化名。有一篇署名“黑木”（这个署名应该是暗讽周作人的笔名“白木”）的文章，题为《鲁迅骂人的策略》，攻击“鲁迅之笔，以尖酸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其一定之‘孙子兵法’”。文章历数鲁迅骂陈西滢，骂高长虹时所用的各种“兵法”，最后写道：

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叫弟弟们化名来帮着骂，在启事里面骂。[29]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鲁迅用假名字骂，其实鲁迅1928年与创造社的论战文章都用“鲁迅”之名，并没有化名。而有些看似假名的其实是真名，如“少仙”、“高明”。所以李少仙在文章后面特意注明：“我不是鲁迅的徒弟，也不是鲁迅的化名，更不是某籍的同乡。”高明在《从时代说到无产文学再扯到言论自由》一文的末尾也注明：“高明就是高明；既非鲁迅化名，又非X的假名。专此谨布。”

语丝派的作者还不止以上这些，李何林在《中国文艺论战集》序言里也提到所收的论战文章并不是全部，有些他认为不是“论”而“战”的文字并未收入。如语丝派的论战对手就提到另一员鲁迅的“裨将”：

他的急先锋侍桁，又只能写出像《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种蛮不讲理的骂街文学，自己却连什么主义什么社会科学也不承认其在文学上有关；他的裨将杨骚也只能写写《空舞台》《因诗必烈孙》的作品，骂骂人家的空虚，自己却也拿不出货真价实的革命文学。不，他那两篇文字，这简直是说“革命文学只是空话，要不得”的口吻。而《语丝》和《奔流》居然也登载出来，那鲁迅你自己还有资格骂人家没有资格吗！[30]

1928年鲁迅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杨骚和白薇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当时这对文坛新人得到鲁迅的大力扶持。杨骚在《奔流》上发表了《赠》《错乱》《夜的上海》等诗作，独幕剧《空舞台》《蚊市》以及小说《蠢》，还有一篇译作——契诃夫的独幕喜剧《熊》。其中《空舞台》[31]和《因诗必烈孙》[32]对鼓吹“革命文学”的那些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针对朱彦的攻击文章，他也撰写了随感《革命文学与裨将（给所谓朱彦者）》[33]。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到，从1927年到1929年鲁迅和杨骚来往密切，二人经常通信，也经常见面，不过，在《奔流》停刊后，杨骚与鲁迅的关系疏远了，1930年后虽然都身处上海的左翼文学圈，却再也没有私人往来。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杨骚明确表态支持“国防文学”。但在鲁迅去世后，杨骚也很悲痛，写了多篇纪念及研究的文章。

另有一位林若狂，鲁迅日记中也有多次记载。本名林惠元，福建龙溪人，是林语堂的侄儿，林景良的长子，与杨骚、白薇是好友。他也常向《语丝》《北新》投稿，在《语丝》上发表的《学我来吧》（1928年第4卷第36期）、《饥饿者》（1928年第4卷第39期）、《新旧同志》（1928年第4卷第42期）等文章，也有着与创造社论战的成分。林若狂于1933年在福建龙溪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文/乔丽华

............试读结束............

查阅全文加微信：3231169

如来写作网：gw.rulaixiezuo.com（可搜索其他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