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那就是不简单。浇地在农村看是一件简单的活儿,甚至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把水引到地里边就行。其实想浇好地并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费时费工、闹笑话不说,弄不好还会大水漫灌,冲毁地堰,殃及大片庄稼。
我家位于宜阳南部山区的白杨盆地,地下水资源丰富。上世纪七十年代二区村相继打过五口机井,硬化渠道5公里,使村里将近一半的土地从望天收变成了水浇地,当时五井汇流、分渠灌溉的壮观场景成为白杨乃至全县的水利建设典范。因此逢旱浇地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家和生产队大多数人家一样,土地主要集中在吴家坟、何家地、十九亩、自由地等处,都有石渠或者水泥渠通到地头。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分有一分多大致有两三畦菜地,能够顾上一年吃菜不说,亲戚朋友也会跟着沾光。说起浇地这活我并不陌生,在菜地也试过身手,每逢空闲时我会跟着大人一起去薅菜、剔苗、摘瓜果、浇菜地。浇地时主干渠分成多条小水渠,可以同时浇几家地。晶莹剔透的渠水泛着小水花缓缓流入菜地,滋润着不同的蔬菜,叶子菜、茎菜舒展的那一刻简直开心极了。
有道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浇菜只能是小打小闹,真正考验的是浇庄稼。有一年天气干旱,热浪袭人,眼看玉米正处于出穗的节骨眼,几口机井同时开闸放水,掀起了抗旱保秋高潮。恰逢我在家中,为了全力以赴投入浇地,母亲特别叮嘱我,没有特别要紧的事不要出去,没事的话和我一块去浇地,权当暑假锻炼一下。
浇地都是按照地块的顺序一家挨一家,干旱时节浇地户都要提前到场,严阵以待,做好备渠、平整、覆堰等工作。由于浇地时间长短不一,很难拿捏准确,一般是快要轮到哪一家时,紧挨的两家就要一先一后赶到地头,刚浇完地的这家就会及时通知第三家,以此类推,避免落空。
有天晚上大约11点钟左右,大门门环啪啪啪地响了起来,距离我家不远的张婶一边拍门,一边大叫:“嫂子,嫂子,你准备去地吧,跟俺挨着的老张家已经开始浇了。”话音刚落,母亲就答道:“好,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家吧”。说话不及,母亲敲敲门把我叫醒了。
当晚浇地我是知道的,但是没想到等到了11点,我揉着惺忪的眼,没怎么停留,就拿上马灯、铁锨、锄头和母亲出发了。我知道不能去晚,要和地头轮着的那一家衔接好,错过去就不好说话了。
夏日的夜晚微风吹拂,吹散了一天的燥热,田野里依稀可见豆大的灯光在闪烁。黢黑的旷野,叽喳的虫鸣,显得夜晚更加寂静。
在马灯的照亮下,我和母亲快步往十九亩走去。分有十九亩地的只有十二、三户,最多的人家有两亩多地。十九亩位于村东南,和伊川县的晁沟村地头相连,我们这边的玉米差不多长有半人高,那边地块的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有水与无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怪不得人们说邻村会在大浇地的收尾阶段会来借水浇地。
等我们赶到时,老张一家正在地两头忙活着,“水走到哪里了?镇大时候不见水过来,是不是隔岭淹了?”老张叔略显急躁地问道。“肯定淹了,我去里头看看。”老张儿子一边说着,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中间走去。
听到老张父子俩的对话,我和母亲赶紧拿着家什来到我家地头,借助马灯对土渠、地堰、田埂等毁塌的地方进行培土、修复。十九亩地为长方形,东西窄,南北长,浇完一畦地需要很长时间,浇地过程中甚至还要跟着水头走,一旦发现隔岭淹了就得迅速进行覆土疏导,否则水会流到另一畦。
大致过了四十多分钟,上家浇完后将水改到了我家的玉米地,哗哗的井水放肆地流淌,干旱的土地仿佛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口大口地吮吸着由北而南齐头并进的渠水。水流没有过多停留,几无阻挡地向南边流去。或许是缺乏经验的缘故,第二畦由于没有掌握好流速,渠口改得晚了,流水竟然冲破地堰流到了下一块地里。实在没有办法,我赤脚跑到缺口处,反复铲了几掀土将缺口堵上,才长出了一口气。
有了菜地和庄稼地的两次不同经历,我意识到浇地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生活需要历练,经验需要积累,如果仅仅停留于亦步亦趋、墨守成规的话,有可能会遭遇另类的尴尬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浇地和人生一样,舞台不同,角色不同,功过成败也会有所不同。
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约翰·科蒙斯曾经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把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作为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的政策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百年大计。
学校毕业后离开农村到县城生活后,浇地仿佛成了一件特别奢侈的事。下乡遇见过农民浇麦地、遇见过果农浇果园、遇见过农民浇稻田,总有一种手痒的感觉、一种一试身手的冲动。尽管很少与土地打交道了,但是骨子里流淌着农家子弟的血,一种割舍不了的情。
“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以前对著名诗人艾青的这句诗体会得不深,当我放电影似地想起浇地那段经历时,我才深深地懂得土地在农民心中的位置,在国家层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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