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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永德

巡诊记事

老挝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本院巡诊小组工作,巡诊组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下部队为一线指战员看病送药,普及疾病预防、卫生防疫和战地救护知识,再就是为老挝当地(孟赛周边地区)村寨的村民服务。没有外出任务时,会在医院外面路口的友谊亭值班,给过路的老挝老百姓看病,同时宣传中老友谊。

一次,我们去老西线方向的几个学校巡诊,那天同去的我只记得有牛跃文医生、唐素珍医生,白如增和我,还有谁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加上翻译大概7～8个人。通常我们乘汽车连派来的卡车,沿公路行驶到目的地附近,随后我们背着药箱步行至目的地。

那天,离开公路后,我们沿着小路向深山走去。此时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远处山峦叠嶂,云雾茫茫。这次巡诊的三所学校是中学、师范学校、干部学校,有意思的是,这三所学校依次座落在同一条山沟里。当我们跨过一座小河上的便桥时,一所初级中学呈现在我们面前。老挝的学校都较简陋,房子和我们住的没什么两样,尽管当时处在战争时期,但看得出学校井然有序,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个个精神饱滿。路过中学时,还看到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简易的排球场上打球。看到我们时还向我们招手,很有礼貌。

前面两个学校可能是都在上课的原因,看病的人并不多。随后我们来到最深处的干部学校。这里是老挝爱国战线党培养基层干部的学校,几个年轻教师见我们到来都很兴奋,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估计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很少来中国人,何况还是一支医疗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一男一女两位年轻教师。我们凳子都还没坐热,这两个人就嚷嚷着要叫我们唱歌(有趣的是他们并不着急看病)。盛情难却,正当我们商量着唱什么歌和由谁来唱时,这两位教师情不自禁自己就先哼哼上了,仔细一听,原来唱的是老语版的中国歌《北京的金山上》,尽管听起来有点儿走调,但是看着他们唱歌的认真劲儿,也没人会在意这些了。后来通过李翻译才得知,这首歌在老挝很盛行,流传也很广,稍微有些文化的老挝人都会唱,就像我们学唱老挝救国歌一样。我们最终决定合唱这首中国版的《北京的金山上》。

一曲终了,他们热烈地给我们鼓掌,当然我们也不放过让他们表演的机会,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演唱了《救国歌》、《占芭花》等老挝歌曲。那一男一女两位年轻教师,摇曳着优美的身姿,翩翩起舞,边唱边跳起来，充分展示了老挝人民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格。说实话,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在老挝人当中,长得算是比较靓丽的了,年龄也就21～22岁，五官端正身材苗条，性格开朗活跃(这是我在老挝遇到的第一位美女,后来又遇到了一位)。那男的有点娘娘腔,衣着打扮都趋于女性化,用现在的话来形容，那就是伪娘吧。我们临走时,他们索要《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曲谱。牛医生非要叫我写,真是赶着鸭子上架,我搜刮了脑子中的所有音乐细胞，因水平有限,只写了前面两节,还不知道是否准确。随后脑子突然一闪，我写的是中国的简谱,就算全写下来他们也未必看的懂，可我又不懂五线谱,此事只好作罢、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失望的样子。

就这样,在双方现场互动交流,热烈欢快的气氛中,我们结束了这天的巡诊任务。当我们顺原路返回时,我边走边回望身后渐渐远去的学校，心里想，我们这次似乎不像是来巡诊看病的,到像是来开联欢会的。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老挝的11～12月份的旱季时,那天一大早,我们巡诊来到位于东线二十多公里(孟拉)的一个连队驻地。此次巡诊组成员有牛跃文、唐素珍、李淑华医生,白如增和我等人。说是一个连其实不满员，四十多个人的连队,主要任务是守护一座桥梁。我印象中这座桥是一座典型的中国传统拱形桥,看似不大,但它是联系前线的重要枢纽。

连首长带领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平时就医不便的他们，好不容易等到了医疗队上门服务,高兴劲儿溢于言表。这里有不少战士因水土不服，得了皮肤病,因平时蔬菜吃的少,缺乏维生素,有的人还患有口角炎、口腔粘膜溃疡,这种现象在一线部队普遍存在。一上午的时间,我们的医生为全连所有需要看病的指战员精心诊治处理。时近中午,连首长热情地邀请我们留下吃午饭,连里几乎是倾其所有,拿出了最好的食物招待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些诸如罐头之类的食品,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盛情之下让我们感动不已,其实我们不过是做了份内的工作，与他们的辛劳与付出相比太微不足道了。

当我们吃完饭坐在一起聊天时,不知是谁眼尖,一眼瞥见不远处一根竹竿上晾晒的蛇皮,随口问了句那是什么?我忘了是连长还是指导员，在这暂且称为连长吧,马上得意地说,那是我们打猎打到的战利品。由此，我们的聊天即刻变成了故事会,那位连长直不愧是个故事大王，只见他绘声绘色将整个猎蛇过程娓娓道来。由于时间已过去那么久远,实在是没那个水平重复他当时精彩的原话,我只能凭记忆叙述一个梗概。

那是我们来连队一周前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山涧里的薄雾都还未散尽。此时,正在桥头站岗的哨兵无意中发现,河对岸的山脚下，一条大蟒蛇头朝下尾朝上,正趴在河边不停地喝水。警惕性颇高的哨兵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连部,此时还未起床的连长睡眼朦胧地带上望远镜直奔哨位。隔着河岸从望远镜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百米开外,那条蟒蛇正趴在那里喝水,享受着清晨中的宁静。时间不等人,一但它喝饱或者稍微受到惊吓就会马上溜走。连长立刻叫来连里枪法最好的战士,只见他携枪蹑手蹑脚地进入最佳射击位置,装弹、上膛、瞄准、击发一气呵成。神枪手就是不一样,只听一声枪响,子弹直接命中蟒蛇的头部,但见它扭动着硕大的身躯,挣扎了几下便一命吗呼。随后，连长亲自带了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越过大桥下到河边,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一样将大蛇扛了回来。那几天,全连大饱口福算是开了洋荤。

此时连长指着蛇皮对我们说,蛇皮他们也不会浪费,晒干后准备做几把胡琴留作纪念。

在我们圆满结束此次巡诊任务和全体指战员告别时,连长再次表示感谢,并很遗憾的说,你们要是再早来一个星期,就可以尝到鲜美的蛇肉了。

巡诊期间,我们还有幸参观了零公里附近的两家当地医院。那天除了我们巡诊小组成员,手术室的永丰战友也来了(他和我是1968年3月乘一个闷罐车到包头高炮十一师,又先后调到野战医院)。首先看到的是孟赛的地方医院,医疗设备极其简陋,病房的几个大房间里零零星星的住了几个病人,医护人员少得可怜,感觉像极了一个难民收容所。

另一个是相隔不远的军医院,院长是一个小个子女的,很年轻，二十多岁,这就是我在老挝见到的第二位美女。如果一定拿她和干部学校年轻女教师相比的话,那么这位女院长显得秀丽端庄、举止文雅,有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稳重,这么年轻就当上军医院的院长,这也许就是战争造就了人。她领我们参观了几个大病房,有不少伤病员,医疗设备比前一个医院好不到哪去。最有意思的是,她还领我们去参观她的房间。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罩在床上的大蚊帐,说是蚊帐,其实这是一顶从屋梁上悬下来的迷彩降落伞,连伞绳都还在上面。估计是缴获美军飞行员的,我还用手去触摸了一下,类似锦纶材质的,因为我们家里也保存有一块美制军用降落伞布,但那是白色丝绸的。除此之外,房间里布置的非常简洁,井然有序。

我曾听永丰战友说过,这位军医院的女院长,后来因病还来我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

一次不寻常的出诊,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抢救老挝婴儿的任务。

当时,我们接到一位老挝村民前来医院的紧急求助后,医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派出由牛跃文(儿科医生)、唐素珍医生、翻译、白如增和我，还有谁我记不清了,组成的医疗组前往该村。

汽车只能开到离村子最近的公路边上,我们下车徒步前往,由于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我们行走得异常艰难。就我们要跨越一条小河时，发现河上的便桥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原来,是求助的村民在返回村子后,一场暴雨突来,导致河水陡涨,山洪早已将便桥冲得无影无踪。

正当我们在河边徘徊时,只见河对岸不远处，两个老挝村民(其中一人还是跛脚)正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急匆匆向河边赶来。因为没有桥，我们双方只能隔河相望干着急,暴涨的河水一时成了挡在我们中间的天然屏障。由于急流发出的阵阵喧哗声,翻译不得不用双手作喇叭状,大声和对方说话。通过翻译得知,因为婴儿病情加重，他们已等不及医疗组来村子里了,就自己抱着婴儿向医院赶来,而且对方还不会游,无法过河。紧急情况下,大家商量后决定,只能派一个人过河去接患病婴儿。

我扫了一眼,我们当中就唐医生和我是南方人,但我年轻,还会游泳，没时间考虑了,我自告奋勇过河去。我将身上所有的东西掏出交给牛医生，

然后在河的上游约30米处下水,向河对岸游去。

这哪里是游泳啊,人在水中几乎是被急流冲着走,只能随波逐流。还好是在上游下的水,游到对岸时离他们已很近了。当我小心翼翼地从他们手中接过婴儿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婴儿也就两三个月大，眼晴紧闭,触摸额头感觉发烫,幼小的身躯还时不时地抽搐一下,我不敢耽搁，抱起孩子又如法泡制从上游下水(奇怪的是老挝村民对我如此放心)。

这次我格外小心,将婴儿尽可能的举高,脚踩着水,过湍急的河流，途中我呛了好几口水。我一上岸,牛医生立刻对婴儿做出了初步诊断，是小儿急性肺炎,而且病情很严重。牛医生果断地说:“赶紧送医院！”

一周后，从病房传来消息，经过我们的尽力抢救和精心护理,婴儿终于逃过了死神,没多久就康复了。之后,他的父母亲自来医院表示感谢，并将他接走。其实救护老挝孩童这只是其中一例,还有老挝村民、包括老人、妇女、政府官员、军医院的院长、人民军的负伤排长等等,都在我们医院得到过精心治疗。我们始终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我们医务人员的宗旨,全心全意的为全体指战员和老挝人民服务。

多少年后,当我初为人父,抱着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抱起孙子时，我不由会想起50年前的那一幕。我们救的毕竟是一个小生命啊,如果他还健在,现在正值四十多岁。这也算是我们为中老友谊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吧。为此,我还受到嘉奖一次,并记录在我的档案里。根据民政部2007年相关文件,对两参人员进行身份认定时,它竟成了我出国作战的证明。

2014年4月,我们几个老战友相聚石家庄,特意去干休所看望了戴华老院长(他已于2018年2月去世),触及往事,他感叹道:“这个医院不好管啊!”,言下之意,105人的医院,竟来自40多家单位，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短期磨合就出国了。

在抗美援老出国参战的两年时间里(因特殊原因,没有轮换)，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恶劣的环境,饮食起居的不适应,还要面对自然界的挑战,诸如蚊子(传播恶性疟疾)、蚂蟥、蛇、蜈蚣等，不能不说是一次次严峻考验。虽说也出了些问题,但毕竞没有发生一起病故、重大伤亡事故。我们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和信任,在医院领导和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1972年11月,还是那105人，原班人马,班师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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