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需要多久,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储备。
如果一本书80%的内容你都知道,那这本书对你来说,需要阅读的部分只有剩下那的20%。
所以,读书就像是一列运行的火车,开始的时候很慢,但会越跑越快。读的书越多,读书就会越容易。
求知、解惑、得道、觉醒,是读书对我们最好的馈赠。
书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不同类别产生了不同的学科。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需要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学习,思考,吸收。
知识的门类不同,观点、立场、角度也会不同。这种不同造成了问题,争议,争论,甚至争吵。
但知识是多元化的体系,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所有知识的最终目标都是殊途同归。
只有对不同类别的知识不断地吸收与兼容,才能对知识形成有效的积累。
欧洲中世纪时期,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奥古斯丁。
这是每一个想要了解基督教历史的人都无法绕过的一个名字。
奥古斯丁,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基督教学者。他用哲学诠释了基督教的信仰,被称之为基督教的“教父”。奥古斯丁一生都试图通过哲学来探寻真理。他对基督教的最大贡献不仅仅是《忏悔录》,他还用哲学解决了基督教的逻辑漏洞。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最初的发展壮大阶段,对基督教教义的分歧与争论始终贯穿始终。
《圣经》说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人世间还存在这么多丑恶和痛苦呢?
在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教教徒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类似“神不是你我凡人可以揣度的”,“不要怀疑神你的主”等说辞搪塞过去。
当问题摆在奥古斯丁面前时,奥古斯丁用哲学给出了正面的回答:上帝给我我们自由意志,因此也必须让人有作恶的可能。
在此之前,基督教与哲学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并不能携手共进。而且随着基督教不断地发展壮大,尤其是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帮助下,有了罗马皇帝的支持,有了国家力量的帮助,基督教已经壮大到可以排除异己的程度,所有基督教以外的学说都是异教,而这个“异教”就包括了哲学。
哲学本身是一门喜欢怀疑,善于利用怀疑的学科,这更是基督教无法容忍的地方。尤其当基督教得到国家的认证之后,铲除异己,毁灭异教,迫害哲学家,捣毁哲学学校与学术的行动就没有停止过,生活在这段时期的哲学家们不得不四处逃亡。
然而,最终还是哲学让基督教教义的根基站住了脚。神学与哲学并肩携手的合作,才让基督教有了根基,有了生存发展壮大。
再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和惠子在濠水桥上进行的那场著名的“抬杠”:
庄子:鲦鱼在河水中的悠闲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你又不是鱼,你从哪里知道鱼快不快乐?
庄子:你又不是我,你咋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惠子:你本来就不是鱼,所以我可以确定你不知道鱼的快乐。
……
如果我是庄子,可能会说:你又不是我,你咋知道我不是鱼?其实我是一条修行千年的鲤鱼精。
理论上,这两个“杠精”只要不放下“杠头”,就会像两个精神病一样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一直抬下去,最后不欢而散。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这段著名的“抬杠”并不是庄子与惠子的抬杠,而是文学与哲学的争论。
文学家是用想象力来描述这个世界,而哲学家是用思维逻辑来解释这个世界。
庄子说:请你回到最开始的设定,你说我“从哪里知道鱼的快乐”这句话时,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才会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我们知道了文学家的想象,哲学家的逻辑,两个不同角度甚至是不同维度的反应与解读,并不会对我们的认知造成困扰,相反让我们增加了对事物的认知维度。
这就是文学与哲学兼容的结果。
文学和哲学完全可以兼容,不能兼容的是文学家与哲学家。
一杯水中加入一勺醋,水会变酸。将一瓶醋倒入大海,醋立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对知识的兼容程度,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体量。这就是读书越多的人,越不容易争辩的原因。
坚持阅读,坚持对知识的积累,坚持终会让我们拥有海的容量,云淡风轻地接纳波涛汹涌的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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