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按：昨天好友高洪波先生发来他在《长江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人生坐标的精准校定》，其中谈到了他自己的阅读与写作的许多故事，也谈了他的阅读观与写作观。转发于此，供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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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艺报同仁在抗震棚前，摄于1980年。（左起：郑兴万、谢永旺、寒小风、唐达成、高洪波）。

高洪波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诗刊》主编等职。代表作有散文集《悄悄话》、诗歌《我想》、《高洪波文集》（八卷本）及《高洪波文存》（九卷本）等，作品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等。

儿童文学作家是生就的，不是造就的

人生坐标的精准校定，之所以用这样的标题。因为坐标和校定来自军人的语言，我是炮兵出身，讲究坐标和校定。

我的老朋友、著名教育家、全民阅读推动者朱永新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有三种风景，一种是大自然的景观、山水，是行万里路看到的风景；第二种是人生百态，属于社会风景，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中阅人无数看到的风景；第三种就是精神风景。他认为精神风景是什么呢？就是阅读，是用智慧的文字构造起来的风景，要享受精神风景就需要读万卷书，我非常认同他这个观点。

阅读改变人生，知识决定命运，这是我一直在说的一个话题。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在阅读方面谈不上大国。曾看过世界各国人均阅读量排名：韩国每人年均11本，法国每人年均14本，日本每人年均40本，德国每人年均47本，俄罗斯每人年均55本……据2021年统计，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阅读量才达到4.76本。

新中国刚成立时是文盲率很高的国家，所以才有《夫妻识字》这个秧歌剧，再逐渐由文盲过渡到现在开始提倡阅读，阅读的前提是扫除文盲。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便有意识地提倡阅读，一直到现在把倡导全民阅读作为党和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现在我们的文化程度和阅读水平还相对较低，前两天看到网民说，他们好多人都是初中左右的学历，高中和大学的都不是特别多，这是当前的国民阅读现状。因此我们现在提倡早期阅读，从孩子抓起，逐渐提升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这其实不是奢望，这是未来民族振兴特别重要且必要的一个前提。

儿童时代和少年时期，即六岁到十五岁左右，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这是我界定的早期阅读的年龄阶段。因为上高中之后，孩子的阅读更自主，选择性也更强，这是根据我个人成长中的阅读经历作的界定，不一定很科学。这个阶段是人生特殊的前十年，是生理和心理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孩子在这个阶段的阅读和后来成为青年、中年，一直到像我们现在老年之后比较散漫的阅读，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在这个时期心理正在成长，生理也在变化，从一个幼儿园小孩子成为一个中学生，女孩变成少女，男孩变成少年，这一阶段的阅读特别重要，可以说对人一生的影响也都是巨大的。

我有很多身份，但是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儿童文学作家，我的名片上一直印着“儿童文学作家”，我为自己这个选择自豪了将近四五十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女儿出生后，我又开始写儿童诗和儿童文学理论。虽然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中间离开过儿童文学三五年，但是我很快又回归到儿童文学这支队伍。

我之所以认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很重要，一方面可能是天性决定的，就是对孩子有一种天性的喜欢和喜爱，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人永远不成熟，老是嘻嘻哈哈的，但这也是人的天性。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说：儿童文学作家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

被迫与被动的阅读

我的早期阅读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迫与被动的阅读。196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从内蒙古搬到非常遥远的贵州毕节，那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前年扶贫讲课的时候我还去过那里，已经离开五十多年了，当年非常艰苦，如今的毕节已跟当年判若两样。记得初到毕节已是寒冬时节，北方的十二月大雪纷飞，而贵州毕节是一片青山绿水，那时候我刚满十三岁，见到这样的景色，自然无比开心。但是到毕节上学还没有几个月，我就得了脑膜炎，整天头疼，不得不休学在家。

就在这半年的休学时间里，我与阅读结下了不解之缘。黔西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好在县里有图书馆，有书可读。于是，母亲给我办了借书证，我可以去黔西县图书馆借书看。书，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且大量地“闯”进了我的生活。我的阅读量很大，阅读速度也很快。那个时候的阅读为什么说是被迫与被动呢？因为别人都去上学，自己却只能在家休学，休学期间能干什么？找书，把图书馆里自己喜欢的书一本一本地借回来看。我还记得自己最早看的成吉思汗题材的书就是从这里借来的，作者是一位苏联作家，后来很多中国作家都在写成吉思汗，包括很多蒙古族作家，但是我最早看到的是在黔西县图书馆借来的那本。

那时我平均每两三天去换一本书，就是大量地看，基本上都是小说，当时我对诗歌还没有太大的兴趣。记得县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老头”，现在看来他可能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很怀疑我这个小孩怎么老去借书、换书。有一次当我还书的时候，他突然抓住我问，这本书看了吗？我说看了，他就让我讲讲书里写的故事来证明没说谎。那本书我的印象特别深，是陈残云写的《香飘四季》，是一部描写广东东莞地区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然后我就很流畅地讲了那本书的内容，他听了以后说，这个小孩真的看了。从此以后，不管我再借什么书他都不拦我了。

半年以后我又重新上学，却开始不断地转学。因为父亲的工作不断调动，我曾经辗转读过五所中学，都是初中一年级。第一所中学就是我老家的开鲁一中，上了三个月就走了，这是我的母校，记得我小学毕业拿到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很兴奋，那是当地的名校。然后是毕节一中，上了两个月后休学，接着又转到黔西一中，刚上了三个月，同学还没认清，父亲又调到都匀，我就在都匀一中读了整整一年，还是初一。后来因为父亲调到北京，我又到了北京十五中。

所以，正是在贵州休学半年的那次阅读给我奠定了特别重要的阅读基础。在此之前，我在小学当然也读过一些很优秀的儿童读物，但那只是内蒙古小学里量很小的一些藏书，尽管我看得也非常好、非常快乐，比如《吹牛大王历险记》、比安基的《森林报》，我每次都是爱不释手。而在贵州那半年的休学时光对我人生的阅读来讲是一个特殊时期，因为我得了脑膜炎不能上学，在那段时间拥有了一次被迫与被动的阅读，甚至是近似于一种很放肆的欢乐的阅读。当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可以到成人书架上找书，那个时候我的阅读速度非常快，记忆力也很好，大量的阅读好像是一次丰盛的大餐，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为我以后的人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因为生病，这又是一次有几分悲壮的精神大餐。

十年军旅时期的“地下阅读”

第二个阅读阶段非常有意思，是十年军旅时期的“地下阅读”。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那时我们所说的经典作品是不允许看的，所以我称之为“地下阅读”。

1969年，我从北京十五中学应征入伍。我所在的部队是云南的十四军四十师炮兵团，四十师出来的比较有名的几个人物，第一个是电影导演陈凯歌，第二个是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现在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我们这支部队还出过一批著名的作家，比如范咏戈和李迪。十三、十四军两支驻云南的昆明部队出了很多著名的作家，源于一个人——冯牧，他当时是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在延安鲁艺参军，后来留在延安《解放日报》，跟着部队一路写报道。

在我们军区做文化部长的时候，冯牧有一批二十多岁的学生，现在这些人有的八十多岁了，有的已经去世了，比如彭荆风、白桦、公刘、写《五朵金花》的公浦和赵季康、王梅定、张昆华，还有不久前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徐怀中，他获奖的年龄是九十高龄，创造了中国文坛获奖年龄的最高纪录，他们都是当年冯牧带出来的一批作家。那时在昆明的文化人里说起冯牧，大家都非常尊重，叫他冯部长，直到他最后去世。

我们的部队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我也像一颗文学的种子，一下子进入了部队的大熔炉，接受熏陶，参加历练。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部队的文化基因一直都在，比如当年《解放军报》文艺组的编辑张勤，他是我们四十师的笔杆子，曾写过《民兵营长》，茅盾给他写过短评，这就给我们这些有写作欲望的年轻士兵树立了一个标杆。

我是以北京兵的身份进入部队的。当时，进入这支部队的有一批北京兵，一个团分两个，其他大部分北京兵留在军里，师里分了八个，我们八个人就坐火车从军部到了大荒田和宜良那个地方。如果你们去过石林，肯定要经过我们驻防的宜良，宜良后来开发了九乡溶洞，就在我们军营附近。当时我们这支部队从滇西调防到滇中，云南部队里的战士大多以云、贵、川等省份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年轻小伙为主。记得1978年我去接了一批贵州少数民族兵，他们连火车都没坐过，甚至认为应该骑在火车上面，特别朴实。他们的普通话也说得不好，而北京兵的普通话就相对好一些，所以一个团分了两个北京兵。那时，我在部队的第一项工作是广播员、放映员和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是我的兼职，这便成为我十年军旅生涯中的阅读时期。

因为我所在的部队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出过许多著名的军旅作家，所以团里图书馆的名著特别多。我去的时候，图书馆有一个大房间，房间里一排排反着朝外的书柜上全是书，都是各种各样的名著，因此我没事便找来看。这和我初中休学半年从县图书馆一本一本借来看的感觉不一样，我开始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时光，一得空我就待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这一时期的阅读增加了我的文学修养，还让我有了自主选择的意识和写作的欲望，也是在那时候，我开始阅读大量的诗集。我记得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讲到一本诗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在陕北农村插队时，他曾走了30里路去找一个知青借《浮士德》这本书，但是对方只借他三天，三天一过，书就被还回去了。

我当时借书、看书的感受也是这样的，《浮士德》是一本非常厚的名著，充满了哲理，但是没有什么情节，这样一本书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人来说，阅读难度很大。我还看过《先秦文学史》，但是因为只有初中的水平，好多古文都看不懂，就是囫囵吞枣地看。那时的阅读还是以各种小说为主，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没想到团里图书馆竟然有，于是全部拿来看。然而这一时期虽然有看书的自由，但也只能静悄悄地看，不能相互传阅，我将这种方式称为“地下阅读”和“秘密阅读”，它的危险性在于发现后就会被禁止，但是当时我们这帮学生兵的精神极度饥渴，就算打着手电筒也要在被窝里把书看完。

十年军旅生活是我人生中一次特殊的经历，那时候给我的精神营养补充极其难得，因为这一时期接触的书籍都极其珍贵。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找诗集来阅读，比如贺敬之的很多诗我都能倒背如流，还有张志民的《西行剪影》，我拿到之后特别喜欢，还把整本书抄了下来。我对军旅诗人李瑛最有感情，那时他的书在新华书店可以买到，我酷爱他的诗，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红花满山》《北疆红似火》等诗集，他是我们这批有志于当诗人的青年军人的学习榜样，后来上鲁迅文学院的时候要选择一个诗人当老师，我选择了李瑛和谢冕，他们是我诗歌界的两个导师。

开始走上创作诗歌的道路

因为有了这段阅读的日子，有了军队生活的体验，我开始学着写诗，这是另外一种对人生坐标的精准校定。十八岁那年，我写了第一首诗叫《号兵之歌》。当时我在炮兵团的一项任务是给一个团的指战员们放起床号，然后是吃饭号、操练号，晚上还有熄灯号，相当于一个广播员，到时间点就要根据放号谱放对应的号。《号兵之歌》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就是我每天早晨6点起来放起床号，一般5点50分就要起床把机器烧热，6点准时播放，一直到晚上10点放熄灯号。记得我还曾闹过一次笑话，有一天夜里我突然醒了，一看时间，怎么6点10分了？我赶紧把机器打开放号，这时团长突然喊道：“高洪波你搞什么呢？放什么号？”我再一看表，原来是1点半，刚才我把大小针看颠倒了，以为是6点10分，就匆匆忙忙放号了，结果把整个团都叫了起来，这是我闹过的一次特别巨大的笑话，印象非常深。

当然，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写诗，最初的感觉大多来自模仿。一位老诗人曾说过，十八岁时每个人都是诗人，如果到了八十岁还能写诗，那才是真正的诗人。这是诗歌和人生的一种关系，人在青春时代，怀揣美好与梦想、懵懂与朝气，青春的激情和躁动很容易化成诗，如果没有诗，会苍白和荒凉，而小说和散文就不一样了，需要的是生活的历练、哲理的思考，以及很多人生感悟甚至苦难，不同的文学门类是不一样的。

那时我对诗集《革命烈士诗抄》的印象特别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诗集中有一首帅开甲烈士牺牲之前写下的诗：“记取章江门外血，他年化作杜鹃红。”当年他写完这首诗之后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年轻的革命烈士，临别之际没有嘱托、没有悲天悯人，只留下两句诗为自己一生的革命事业作结语，何其悲壮！又何其伟大！

《革命烈士诗抄》还收录了殷夫翻译的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殷夫是“左联五烈士”之一。还有烈士诗人陈辉的诗，他是贺敬之的战友，在战斗中他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除此之外，还有陈然和叶挺的诗，后来叶挺的诗收入进了课本。这本诗集收录的很多诗歌都是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写下的，并付诸他们的信仰和行动，与一般写风花雪月的抒情诗集不一样，这些诗句影响了我的诗歌观和价值观，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对诗歌、对生命、对生命价值都有了新的看法。

还有一本诗集我看了也很佩服，是现代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它被称为“诗体小说”，是像小说一样的长诗，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粉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乌斯满的叛乱为题材，韵脚非常整齐，故事性非常强。当年闻捷和张志民两个人走新疆、走南疆，闻捷创作了《复仇的火焰》，张志民写了《西行剪影》。张志民受苏联作家伊萨科夫斯基的影响，伊萨科夫斯基就是苏联著名歌曲《喀秋莎》的作者，风格轻快明朗，闻捷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正是这批书的阅读，让我开始走上创作诗歌的道路，开始成为一个诗人。

主动阅读和功利性阅读

校准人生坐标，从早期阅读到开始写诗，再到从部队转业，一切都顺理成章。正因为写诗，当我拿着在部队发表的一些诗歌剪报给《文艺报》主编冯牧看的时候，他们接受了我这个转业军人，开启了我的第三阶段阅读。当时我转业到隶属于文联的中国作家协会，我拿着户口本去办落户，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把中国文联的“联”写成了“连”，我说这个“连”字不对，我们是联合的“联”，应该改过来，孰料民警一脸严肃地说道：“户口本上一个字也不能改！”就这样，我的户口本上落户单位由“文联”变成“文连”，这是当时的一个小插曲。

因为有写诗的经历，我被分到《文艺报》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负责诗歌评论版块，于是，我开始参加中国作协系统关于诗歌的各类活动，尤其是各种诗歌的评奖、座谈会等，我负责写报道，找优秀的作者写诗歌评论，如谢冕、吴思敬、张同吾、晓雪、公刘等。

记得1979年参加南宁诗会的时候，我作为《文艺报》的一名记者走进广西南宁，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然而，诗人公刘在诗会上朗诵时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因为大部队还要继续往前走，诗会领导决定让我这个年轻的记者留下来陪护，我答应了。于是，我赶紧给报社领导发电报，说明无法按时回去的原因。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CT，但幸好最后康复出院了。在公刘住院期间，我陪护了将近半个月，直到安徽文联派人来。在陪护的日子里，我每天听他讲故事、讲诗歌、讲创作，不仅收获了知识、增长了见识，还收获了忘年友情，后来我还写了《护理公刘日记》。那是一个《文艺报》记者与诗歌有关的日子，也是一次特殊的经历。

因为工作需要，在《文艺报》时期的阅读，我称之为主动阅读或功利性阅读。这种主动和功利性，在于主动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以适应工作需求，做好本职工作。为了尽快提高，我加大了阅读量，报社的前辈和老师们给我开了书单，包括之前很少阅读的理论专著，以增加理论素养；还有中外诗论，以对诗歌评论有所鉴别，才能完成组稿工作。

当时我们是双主编制，冯牧和孔罗荪是主编，谢永旺是主任，三个副主任是刘锡诚、陈丹晨和钟艺兵，单位领导对我们的规定是“一二九制度”——在一年十二个月里，每个编辑记者一个月读书，两个月出差、外地走访、写报道，九个月正常工作。可能和现在每天打卡上班不太一样，为的是让每个编辑记者都有足够的时间补充自己，更好地完成工作。这就是主动阅读和功利性阅读，有了明确目标的阅读，和快乐的或者松散的、轻松的阅读就不一样了。

从我的读书经历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早期阅读的基础，才有可能在青年时期有兴趣地去读，哪怕是在军旅生活中的“地下阅读”，那时候人对知识、对精神风景欣赏的欲望要远远超越现在，然后才有可能拥有一个成为主动或功利性阅读的平台，这样才会拥有一个快乐的阅读人生。

每个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特殊土壤和土地

我曾经有一次特殊的阅读经历。那是在1975年，我和一个战友到苦聪山上采访一位少数民族战士，经过文山州的时候，我的战友说他的好朋友老黄是当地林业局的转业军人，他有大量的藏书，我们可以逗留几天跟老黄借书看。于是，我们找到他的朋友老黄，我想看契诃夫的书，战友爱看莫泊桑的，老黄说不能一本一本地借给我们，只能拿一套完整的，所以我们要尽快看完。第二天，老黄拿来28本契诃夫的书和五六本莫泊桑的书，于是我和战友一人一套书在招待所各自读起来，我读完之后还做了笔记，喜欢莫泊桑的战友后来考取了北大法律系，现在是大律师。

还有《解放军报》原记者部主任郑蜀炎，他当时是保密员，相当于排级干部，负责管理一些文件，我们把郑蜀炎介绍给老黄，他们认识以后，郑蜀炎就把老黄作为一个书库，进行了大量的阅读，然后开始写作，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他的报道写得特别有文采，让他成为非常有名的记者。尽管当时郑蜀炎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但是因为那次特殊的阅读经历，他写的文章不仅有文采，更有思辨，后来他从《国防战士报》调到《解放军报》，成为军队里很有名的政论家。

由此可见，一次偶然的阅读可能像星星之火一样，火苗掉到喜欢阅读的草堆里，就会燃起熊熊大火。郑蜀炎如同一个爱阅读的草堆，如果没有点燃，这个草堆可能就被沤成肥料另作他用，然而我们把老黄引荐给他，他们成为好朋友，读书的火星就这样溅在了他的身上，点燃了他的阅读热情，点亮了他的写作之路。

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散文《书缘》，讲的就是与书的特殊缘分。那时候自己虽然连书柜都没有，但是与书结缘、与阅读相遇，就是一种缘分。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缘就是书缘。有了书才有阅读，有了作家才有书，有了阅读，才有可能有作家。同样，有了早期阅读，有了对书籍的渴望，喜欢在精神的风景地采集、流连，甚至去记录，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精神风景地的拥有者，甚至可以制造精神风景，每个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特殊土壤和土地。

读书，可以领略书中的智慧，可以感受作家的心路历程，还可以有机会与作家近距离接触。当年在云南军旅时我曾读过艾青的《诗论》，但是因为有大量的哲理，基本上是似懂非懂，后来到了《文艺报》当编辑，重读《诗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给我非常强的震撼力。因此我在《文艺报》负责诗歌评论的时候，请白族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晓雪重写一篇关于艾青的诗论，当年晓雪最有名的一篇诗论叫《生活的牧歌》，写的就是关于艾青的诗论，而阅读完他的作品后再接触作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我的印象中，生活中的作家和作品中的作家有很大的差别。钱钟书曾说过，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是他一贯的幽默，但是真正接触到仰慕的作家本人，跟他近距离沟通交流后的感觉还是不一样。比如，很多孩子喜欢作家签名书，可能签名的几秒钟是属于孩子和作者的共同时间，孩子很享受这份永远保留的特殊的快乐，这就是签名本的特殊意义。

读书很苦，有时比劳动还要苦

《文艺报》原副主编陈丹晨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了印象很深，文中写道：“周扬曾经说过，读书很苦，有时比劳动还要苦。”周扬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是冯牧的老师。对此陈丹晨认为，只要是被动的、被迫的，甚至是惩罚性的，无论是劳动还是读书，都是苦事。他在文中引用苏东坡的诗句：“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读书是快乐的，像逍遥游一样，因为人生有限，借助书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纷繁多彩的人间喜剧，就像人生的一次探险之旅，会让人变得有智慧。但是另一方面，读书比劳动还要苦的原因在于思考问题很艰苦，有时候自己会困在里面出不来，搞创作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一个构思完成不了的时候会非常痛苦。

记得著名作家徐光耀曾给我讲过他创作《小兵张嘎》的故事。徐光耀十三岁参加八路军，参加过一百多次战斗，曾被日本马队追到吐血。战争结束后，他开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创作，还成为作家丁玲的学生，是丁玲比较喜欢的一个学生。他曾经由于被错划成“右派”，在人生最苦闷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他的小女儿也只能趴在门缝往里看，但是他觉得被干扰了，很生气地把门一推，孩子一下就摔倒了，立刻大哭起来。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即使心中有气，也不能朝孩子出气，而且他得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写战友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小兵张嘎》。

因为我写了《小兵张嘎》的评论，他曾跟我说过：“洪波，你是第一个写《小兵张嘎》评论的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是《小兵张嘎》创造的主人公挽救了我的精神生命。”这句话听起来是惊心动魄的，但恰好可以说明周扬先生那句话：读书比劳动还苦。因为徐光耀在干活的时候就是拿铁锹种地，但是在他写不出来时的那种困惑和愤怒却难以缓解。其实，无论是作家、评论家还是出版家，都会或多或少面临过这种精神困境的状态，这是共同的精神现象，不仅仅限于阅读和创作。

记得刚去《文艺报》的时候，我可以写诗，但是写不了500到800字的文艺报道，我请教了新闻专业出身的著名评论家唐达成，他后来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是唐达成第一个告诉我新闻的五要素。当时我很苦恼，后来通过学习和大量的阅读，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作家。现在回望自己的来路，我觉得一切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所在的环境，我特别感谢《文艺报》，以及不同阶段的主动阅读和功利性阅读。

文学的荣光

近段时间，最引人瞩目的庆典莫过于“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中央歌剧院剧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35位获奖者在亿万网友的见证下领受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这种借助电视和网络平台同步直播的中国文学盛典前所未有，不仅以充分的仪式感表达对文学的敬重、更有对读者的尊重。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高光时刻，正如获奖作家陈仓所说，中国文学盛典，让文学久违地暖热了大众的心，零距离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让作家们更有尊严，激发了更大的创作热情。

关于写作，鲁迅先生曾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多看便是阅读。本期名家特稿为著名作家高洪波《人生坐标的精准校定》，因其炮兵出身，讲究坐标和校定，他将人生坐标进行了精准校定，从早年阅读的三个阶段梳理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一次偶然的阅读可能像星星之火一样，火苗掉到喜欢阅读的草堆里，就会燃起熊熊大火。”正是少年时期的被动阅读、十年军旅时期的“地下阅读”、编辑工作时的主动阅读和功利性阅读，校定了高洪波的文学人生。

无独有偶，作家蔡家园的散文《诗情穿越时光与故乡永在》也回忆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县新华书店里，诗人曾卓《悬崖边的树》和刘益善《我忆念的山村》两本诗集如星星之火一般，点亮了少年的诗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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