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雨果的一封信关于圆明园600，给雨果的一封信关于圆明园应该怎么写！

有时我会以亲身体验来决定股市交易的策略。我想先讲一个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这家公司叫作A.T.T.，实际上是美国的一家大垄断企业。

1960年，我陪同报界总裁艾森豪威尔前往东方国家旅行，途中我因为感染流行性感冒，在新德里多逗留了几天，因此比当初预计返回纽约的时间晚了些。回到纽约家中，邮件已堆积如山。在这成千的信件中，我赫然发现一张电话公司寄来的账单，通知我两个月前还有8.31美元未付，因此我的电话被停机了，这对一个股市投机者来说，真是个大危机。

我不假思索地立即朝最近的电话亭狂奔而去，为的就是致电给电话公司。电话一接通，我便立即致上歉意，并解释我已经把支票寄出，请立即恢复通话。拜计算机快速作业所赐，几分钟内接线者已将我的相关档案拿在手里，令我极度震惊的是，我听到对方说：“别急！科斯托拉尼先生，您要付的不只这些，一个不准时付款的人在我们公司等于已失去信用，为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若想要恢复通话，您必须另外缴纳200美元的保证金，此外，您必须再多等14天。”由于延迟返家已令我异常紧张，现在又面临这个新情况，我真是快崩溃了，而且我觉得这一切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此外，对一个股市投机家而言，少了电话还能有什么作为？14天对我来说，将宛如永恒般长久。

当下我立即决定要打赢人生中的这一场大战役，用大卫之剑战胜电话公司这头歌利亚巨兽。我将剑（也就是我的舌头）磨利，并以激烈的口吻反驳：“您竟然如此歧视用户，只因为晚一点支付那微不足道的8.31美元的账单，而且在没有经过确切审查的情况下，便对一位老客户的信用妄下结论，您要像对待小孩般打我的手心来要求我守规矩吗？”

“这是我们的规定。”电话另一头传来严厉的回答。

“好。”我以讽刺口吻反驳道，“我会把200美元寄给你们，但你们为何不要求缴纳500美元呢？既然我必须要付这笔钱。除此我还能怎样？谁叫你们是庞大的垄断企业，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且渺小的消费者呢，如果现在还有别的电话公司，我会立即告诉你，‘见你的大头鬼吧！我找另一家电话公司去’。不过我会问问我的参议员及国会议员朋友们，他们对此有何看法。”

先前坚决的语气突然转为柔和：“且慢！且慢！科斯托拉尼先生，请您千万别把此事看得这么严重，我们会马上进行复查。”一分钟后我听到：“亲爱的先生，请相信我们会尽全力使您满意，明天一早我们会派技工到您府上恢复通话，而且您不需要再缴任何保证金。如果将来您因事情耽搁而无法如期缴费，我们只请您事先通知我们，以便延后缴费。”

第二天早上7点技工便到了我家，重新接好了电话线路。8点钟，我便接到电话公司的电话，询问一切是否恢复正常，而且我可以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能享有电话公司的优惠。

如同其他居住在美国而且有闲钱的人一样，我也一直持有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不过经过这次事件后我便不再持有了。因为对一家我竟然能够吓唬的企业，我宁可做它的顾客而不是合伙人。和大企业交手

以上是美国的情形，但我与德国大企业的交手经验就不同了，确切地说就是德国少了一份特别的恭维，因为一间越大、越有声誉的企业往往越会显出其吝啬且吹毛求疵的一面。

西门子便是一例。有一次西门子的公关部门请我为一份新的目录写序言，并且规定我得在14天内交稿，根据约定，我可以获得5000马克的酬劳。我准时完成所托，于是相关主管打电话给我：“我们对此十分满意，支票会在月底寄给您。”

但是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又接到另一个电话：“我们想把您的照片放入目录中，让股市交易投资人联想到那就是他们从电视、广播电台及其他媒体上认识的您。”我回答：“拜托，你们可以打电话给《资本》杂志，那里有数百张照片，你们可以选到你们想要的。”结果西门子选的是一张刊登在另一本杂志上的照片，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这般坚持。不过我还是回答：“好吧！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采用这张照片。”对方再度表示异议：“不过摄影师索价500马克，这已超出我们的预算范围，所以希望这笔费用能从您的酬劳中扣除。”我立刻反驳：“您在开玩笑吧？你们需要我的照片来达到广告宣传效果，却要扣掉我的酬劳来负担这笔费用？您是从哪里学来的伎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这件事使我多了一个绝佳的主题，一个可以写出来消遣的主题。”

当然，当时我并没有将此事在媒体上曝光，不过事隔多年，我怎能不在我的书中提上一笔呢？

在我70岁生日那一天，我的朋友约翰尼斯·格罗斯为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餐会，大约有40名来宾是来自年营业额达数十亿的大公司的管理阶层。当时我的邻座之一恰巧是某大企业董事长俄特克尔博士（Dr.Oetker），为了打开话题，我便主动对他提起年轻时曾对“俄特克尔博士发酵粉”的宣传广告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它在匈牙利已经是畅销产品了。

几星期后我收到一封董事长非常亲切的来信。他在信中建议我写一篇关于我年轻时为社会默默付出的文章，而这篇文章会刊载在其公司的杂志中；不过同时他也提醒，碍于经费，我的酬劳有限，希望我能体谅这一点。我则回了以下的内容给他：“因为我现在非常忙碌，所以目前无法确定何时才能完成您亲切的建议所托文章。由于您也表明了支付酬劳的困难，所以我已经预先替您准备了一个方案。我不要求现金，而想以实物作为报酬。我对发酵粉并不感兴趣，可是对您所拥有的世界级豪华餐馆还是很有兴趣的，您的艾登罗克餐馆距我的别墅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距离，若您能同意让我在您的餐馆消费以作为酬劳的话，那就太好了。”我的建议很快便得到回复：“俄特克尔先生对您的建议非常满意，更何况他也一直想邀请您到艾登罗克享用午餐。”很明显地，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我这封信的含义，而我认为，完全没有针对此事来回答，实在是很聪明的做法。

有一次，德意志银行乌佩塔尔分行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他的分行进行演讲，当时我们并没有谈到酬劳问题，因为我觉得不用多说，德意志银行想必不会期待这是一场免费的演讲。由于我曾为其他大型德国信贷机构做过演讲，所以我认为乌佩塔尔分行一定会被知会相关信息。那天晚上我受到总经理的隆重款待，而我以“金融本质与股市”为主题的演讲也在盛大的宣传下如期举行。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张500马克的支票，当然那时的500马克价值是远远超过今日的，不过却不够支付一场有5位客人的晚宴。所以我请德意志银行按照我当时的酬劳行情，再补2500马克的差额，但是我也因此收到一个难忘的回答，不是来自那位总经理，而是来自银行的法律部门。因为我对德意志银行还有一定程度的尊敬，所以至今我未公布这封信。这一群法学家写这封信的目的，无非就是针对我所提出的要求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放肆的行径，他们认为我可以在德意志银行的听众面前做专题报告，而且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新书做宣传，就应该感到满足了。如果我不放弃原先的要求，他们将会向上级报告此事，以后大家就会知道我做了什么好事。

这封信不只是恣意妄为，更是一种敲诈。我实在不知道该对这种无理的行为做出何种反应。惊慌之余，我将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一位交情甚笃的老朋友、当时的《资本》杂志编辑霍斯特·施米茨（Horst Schmitz）。他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决定向当时德意志银行机构发言人克里斯琴博士报告此事。48小时后我便收到了一张总额如我先前所述的支票。

之后我还是继续为德意志银行做演讲，有一次在慕尼黑由彼得·冯·夸德（Peter Von Quadt）主办的演讲甚至还是免费的。彼得·冯·夸德是我的忠实朋友，也是我的学生。我非常荣幸能向这些年轻学子传授股市经验，而我认为，他们一定也非常满意这次学习。

在一次专题讨论后，我遇到一位在西德土地银行工作的年轻人，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为房屋广告杂志写一则有关私有住宅的文章，这份杂志将分发给130万住户。我告诉他目前我写不出任何新东西，不过在一份经济杂志中有一篇几个月前出自我手笔的文章，完美且几近伤感，一直到现在我看了还会感动得流泪。我认为这篇文章很符合这次广告的要求，“您只要取得再版许可就可以了，我会同意的。”我对这位年轻人说。

几星期后西德土地银行打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希望我能稍稍修改一下文章以便更符合他们的要求。此外，他们也要我的照片，理所当然，我会得到一份酬劳。

对于一篇刊登于发行量上百万份的杂志上的文章，事实证明这份酬劳只有区区300马克而已。我把支票寄回并附上一封信，信的内容为：“我已经没落到需要人们给我零用钱来搪塞的地步了吗？”同时我还写了一则故事。

我有一位名叫弗兰茨·莫纳的朋友，与其说他是知名的匈牙利作家，倒不如说他是吝啬的捐赠者。有一天他在草地上散步，一个人试图和他套近乎：“莫纳先生，抱歉这样称呼您，我来自匈牙利，是科瓦克斯人，现在我有很大的困难，希望您能帮助我。”莫纳便从他口袋里掏出20克朗，递给了那个人。“什么！莫纳只给20克朗！”科瓦克斯人激动地说着。我的朋友沉稳地回答：“不，因为一般人都给科瓦克斯人20克朗。”

借此我向西德土地银行表达，我是那科瓦克斯人吗？我在信中提到：“如果你们把一支圆珠笔、一个钥匙圈或一个烟灰缸当成广告礼物寄给我，我就认了；不过你们竟然寄这区区300马克给我。如果我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必定会取笑或同情我。我会寄一封内容相同的信给贵行总裁波廉先生。”

几周后我突然收到一份寄自西德土地银行的礼物，那是一本非常棒的旧书，一本关于财经和银行的书。他们大概感受到了我的愤怒，所以用礼物来解决问题。大企业的故事

我想讲两三个和大企业有关的故事，不过在这些故事当中我并不是主角。

在布达佩斯多瑙市塞普岛上有一间名为塞普的企业，是由曼弗雷德·韦斯（Manfred Weiss）在19世纪创建的。曼弗雷德后来被授封为韦斯男爵，更被称为“钢人”。韦斯是聪明的工业家，靠生产罐头起家，并将事业拓展到所有的冶金领域，今天他的企业已经是一个工业王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斯是军队最大的弹药供应商之一。战争结束，匈牙利陷入困难状况，他的企业帝国被收归国有。

韦斯有一位孙子，经常由法国的流放地前往布达佩斯旅行，人们传言，他在那里有一段外遇。在一次旅行中，他突然兴起了去拜访家族企业的念头。在大门口，警卫询问他的身份，他表明自己是公司创始人曼弗雷德·韦斯的孙子。于是，韦斯继承者到访的消息很快在工厂内传开，成群的员工好奇地聚在一起，热烈讨论此事。对于这件事，大家似乎都不缺乏共同的话题。

当韦斯的孙子要离开工厂时，一位员工告诉工会主席：“我们必须禁止他再回到这里。”这时工会干部反驳说：“不，你们应该让他来，这样才能让所有员工看见，如果当初工厂没被国有化，今天我们就会有如此白痴的总裁。”

另一次愉快的私下访问则发生在雪铁龙的总裁安德烈·雪铁龙（AndréCitron）身上。他出身于贫穷的犹太家庭，并建立了同名的汽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雪铁龙几乎是法国经济成就的代表，也可以说那是安德烈·雪铁龙的全盛时期。不过并不是所有人私底下都认得出他来。有一次，他开车经过西班牙与法国的边界，海关人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雪铁龙。”这时海关人员严厉训斥他：“我是问你的姓名，不是问你开什么车！”

安德烈·雪铁龙是一个聪明且特别受到员工爱戴的企业家，因为他本着人性的关怀及慷慨的心来对待员工。可惜后来雪铁龙沉迷赌博，失去了他的企业，死时一贫如洗。有关他的事迹，我在一篇专栏稿里写过。

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身无分文，有一次他去走访自己创建的工厂。雪铁龙先生到访的消息迅速传开，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往大院跑来，为的就是想和他握手。此时，公司的新经营者、米其林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在楼上对于这阵骚动感到惊讶。他问工长，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工长回答说：“安德烈·雪铁龙来了，员工正在欢迎他。”米其林很生气，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安德烈·雪铁龙，信中要求他不可再回到工厂，因为他如此受欢迎，会妨碍到生产的。

另一个聪明的工业家是马塞尔·达索特（Marcel Dassault），他是法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达索特在90岁时把一半的企业送给了国家，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为公司积极奋斗着。

以下的故事是对他个人特质的描述。达索特太太被绑架了，绑匪要求300万马克的赎金。当时记者问他要怎么做时，他表现出一贯的泰然：“我需要好好算算。”

达索特一生都很幸运，也难怪他的一本自传被冠以《吉祥物》这一标题。有人发现他的太太被扣留在枫丹白露附近的一间屋子里，没多久那位名叫卡萨诺瓦的勒索者便被逮捕了。达索特太太请求法院不要对他处以太重的刑罚，因为绑架期间他对她还不错。而她的丈夫在这名歹徒出狱时，还给他一笔钱作为重新开始人生的资金。

达索特是一个非常受欢迎、慷慨而且奇特的怪人，他经常会放500法郎在口袋，然后送给遇见的穷人。达索特也是个热情的股市投机者，他是一间美国股票经纪公司在巴黎的唯一客户，很快地他便授予该公司百万张股票的买卖委托，他的经纪人只要靠他这位客户便可活得很好。

如我所说，他是一个奇特的怪人。达索特总是在居斯达的皇家饭店与许多同事及朋友一同度过夏日假期，他们住一整排的房间。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每年夏天到此，达索特都会指定同一位按摩师为他服务，直到有一天这位按摩师向他告别。达索特问饭店经理为什么要解雇他喜爱的按摩师，经理回答：“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太老了。”

达索特问：“多老？”

“72岁。”经理回答道。

“您说这叫老吗？我都94岁了！”

达索特说如果这位按摩师辞职，那么他和所有随从人员就会离开饭店。后来，这位按摩师又继续为他服务了好几年。

达索特也是画作收藏家，他曾约我为这些画作写写专栏稿。这是因为我当时开设了专栏的那本杂志才从时尚杂志转型，我觉得这样做也不会损失什么就答应下来。后来有人告诉我，那简直是很少发生的事，他和我一起“闲聊”了整整两小时，而通常他都会很快就觉得厌倦。

达索特有犹太血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过几年，后来他请自己的好友——天主教牧师培尔·里凯（Père Riquet）为他做洗礼。他去世后被安葬在圣路易荣军大教堂。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既聪明又和蔼可亲的老先生。是顾客，也是敌人

法国股市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是顾客，也是敌人。”它不同于一般企业“顾客至上”的说法。不过就法国而言，法国股市的名言比较切合实际。

招揽客户是一门艺术，需要运用心理学上的技巧及能力。我一生中积累了许多和顾客交往的经验。在证券交易所的生涯中，我大概有600位客户。当我还年轻时，尚未成为为自己精打细算的股票玩家之前，我只是个股票经纪人。这600位客户中，有些每天都会进行交易，有些则是一年只做l笔交易。从中你可以看出他们非常有趣及独特的个性，当然其中也有无趣、平淡的普通人。

我的交友范围从小偷到王室成员、从快乐的房东到教会主教，好比一场聚集了所有人的联合演出，有些人一直扮演顾客，有些尽管不是顾客，也充当了中间介绍人的角色。有一位综合这两种角色的匈牙利人，他整天待在舞厅、俱乐部或赌场。

这个质朴、听话、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匈牙利小伙子在赌场工作，而且希望稳固他的工作职位。当时我常环游欧洲，他常邀请我到赌场玩玩，以便赚点佣金。有一次我出于好玩，在皇家饭店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是：“亲爱的朋友，我马上要前往巴黎了，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请你不要忘了帮我找一间好的赌场来助兴。你知道我有多喜欢那种极度紧张和兴奋的感觉。”这封信对他而言，值300法郎的佣金。匈牙利人是各型各色都有！有人会带客户去赌场，有人会带他们去股市做投机。这中间也没有太大差异。

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一天，这个匈牙利小伙子来到我办公室。那时我在一间非常大的经纪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当时巴黎证券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他告诉了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要介绍一位对股市有兴趣的大客户给我。当时我并没当一回事，他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人际关系呢？不过我还是答应去见那位大客户。

那天我在大饭店认识了这位有潜力的客人，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忆犹新。大饭店是这位名叫维斯（A.J.Vyth）的先生的固定住处，维斯大约60岁，年轻时住在伦敦，当时在一间纺织分公司任职，负责生产与销售，赚了一大笔钱，不过之后他整年都必须为税务诉讼而伤脑筋。虽然最后他赢了官司，代价却是赔上了健康。一度精神崩溃后，他在疗养院待了几年，直到住进巴黎大饭店。

我这位匈牙利伙伴没有说错，这个人的确非常富有，当时虽然正值纽约股市陷入危机的时刻，他手中持股的价值还有好几百万美元。我们谈到政治与股市，然后维斯让我看他的投资项目，并询问我该做哪一方面的改变，我这位匈牙利伙伴则在旁边当个缄默的听众，静静听着我们说话，不过他知道我会大方地给他一笔佣金，这笔钱一定比赌场给他的更多。

维斯对于我提出的建议很高兴，在我的公司开了很大的户头，这个户头维持了30年之久，直到他过世。尽管后来他真的生病了，而且十分虚弱，但他的外表看起来还是那么理智和聪明。

当时维斯对有价证券一窍不通，经常强调要严格监控大宗交易，以确保安全，这当然只是开玩笑。尽管如此，维斯还是经常告诉我：“你这个有着招风耳的匈牙利股票玩家（他有一张我的照片），我要叫我姐夫莫里茨·列米提库斯去巴黎，他会严格监控这本账里的任何一笔大宗交易。”好吧！有一天列米提库斯真的到巴黎来了，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会面并“严格监控”所有股票行情，看看是否有任何东西凭空消失了。唉！这种感觉真是痛苦，不过在他姐夫拜访过后，他便放心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块绊脚石：他老弱多病，而我身强体壮。我必须避免挑战他那颗无法形容的忌妒心。他期待我在每天股市交易结束后顺道去拜访他，做几分钟演示文稿。因为这些琐事，有时我还遭受着病痛折磨，甚至还有失眠的烦恼。总之，我也很同情我自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维斯满意。

他常去伦敦，且一定住在维多利亚饭店，这是一栋过时的老旧建筑，不过一直享有盛名。有时我碰巧到伦敦，我会住在沙沃伊，不过当维斯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时，我会给他一间位于半月街的小型公寓的地址。如果他知道我住沙沃伊，他的反应一定是：“好家伙，这一定是记在我的账上！”我承认维斯是个好顾客，而且我也合乎礼貌地为他的各项交易尽力。

他支持当时在法国持续发行的国家股票，并且每次债券发行时都会大量认购，而我则每次都会获得1％的佣金。不过每次我都必须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国家一定会负责偿还公债，如果将来有一天法国政府无法履行义务，我就必须担负起与国家抗辩的责任。这是认真的，一点都不开玩笑。

几年后他过世了，我亲自出席了在典哈格举行的葬礼，并且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在他的遗嘱中，他并没有把所有财产交给5位姊妹，而是让弟弟雨果·维斯（Hugo Vyth）继承，雨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

雨果在葬礼几个月后写信给我，因为他发现一些当时我为法国政府背书的签名文件，从那时候起法郎一直贬值，所以他要我赔偿一切损失。当然我并没有回复他，我觉得笨蛋才会跟他解释。在当今时代，如果国家破产了，国家并不会停止偿还债务，而是会让货币贬值。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同情我的顾客们，当然包括维斯，因为对他而言，我比法国政府还值得信赖，尽管他辱骂我是匈牙利的股票玩家。

有一天，一位我不认识、自称利伯（Lieber）的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他早已听说我在工作上的优异表现，然后他提出一个老套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市场的？”我给了他几个立场中立的提示，以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就好比对着一群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进行股市方面的演讲一样，我必须先了解他是股市玩家、股票玩家还是投资者，试着了解他的财务状况，并从声音中判断他是企业主还是自学成才者。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也经常打电话给我，有时我还因此耽误了工作。我决定约他出来见面，他也兴致勃勃地答应了。几天后我们在一间证券交易所见面，然后就不能免俗地聊了聊股市，直到我开始挑起无聊的小争执。我决定刺激他一下。

“我有一个想法，从中我看到了一些机会。”我开始我的广告策略。

“不过……”我突然中断谈话，对侍应生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究竟是什么？”利伯先生感兴趣地问道，“您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是啊！我已经想好了，不过现在说似乎还太早。”我答着，并喝了一大口酒，“尽管我心中已经有谱了。”说了一句后，我又再一次叫来侍应生，当时我从利伯的眼中看出他正饱受折磨。

尤其是我一直重复着说一句话，喝一口酒，说一句，再喝一口酒。

突然间他不耐烦了：“您要说您的想法了吗？还是不想说？”

我决定不再折磨这个可怜的人，于是告诉他：“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您不是我的客户呢？”

“当然，当然，我准备要在您那儿开户。”他说到做到，第二天就成了我的客户。

究竟什么是我心中的“想法”？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我每天都有太多的想法，不过，糟糕的是都不能确定。

还有一次，我接到一个自称是门德尔松的人打来的电话，她是英国公民且是著名银行世家的继承人，住在巴黎。“您是智者内森的玄孙女吗？”我问道。

“是的，”她自负地说着，“而且也是大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蒂的亲属。”借此我确定了她的身份，立即对她有了好感。

战争结束后，她当初被柏林银行没收的财产重新获得补偿，她把钱用来买股票，她想把股票清单交给我鉴定，于是我便去拜访她。她住在一栋没有电梯的公寓的10楼，那是许多知识分子居住的地区。她说一口很棒且有深度的德文。她告诉我，她想撰写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书籍。

我检查了她在一间颇具规模的联邦银行所开的股票账户，这是一个含有长期贷款与可靠股票的组合，我完全不需要提出异议。

我问她：“您在哪里缴税？”

“当然是在德国，这钱来自德国。”

我反驳说：“您是英国公民，住在法国，尽管存款放在德国，也不须承担在德国的纳税义务。另外，借助您的国籍、居住地及存款所在地的三角关系，您可省下一大笔钱。”

不过她的回答是：“不，那位银行经理也是我的朋友，他不会允许任何避税做法的。”首先，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告诉您一个典故。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法兰克福，时间大概在1800年。罗斯柴尔德坐在账房里翻查着账簿，突然间房门开了，一位普鲁士军官走了进来，并且以傲慢的姿态介绍自己：“普林尼兹（Primnitz）男爵，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副官。”

罗斯柴尔德友善地说：“请您自己找张椅子坐吧！”

“我重复一次，普林尼兹男爵，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副官，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

罗斯柴尔德再次礼貌地说：“请您自己找张椅子坐。”

“先生，您还是没搞清楚。我是普林尼兹男爵，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副官，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以及罗马教皇的侍从官。”

“请，请，”罗斯柴尔德无可奈何地说，“请坐两张椅子。”

“拜托！门德尔松小姐，您缴了三份税！”刚开始她还笑得很诚恳，不过之后就恢复了严肃，这时她不只是个柏林犹太女人，而且还是个普鲁士女人，这个笑话并不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再听她的故事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唆使她去逃税，我的建议只是选择有利的环境罢了。这个无罪的建议后来被不断地在德国的报纸杂志上宣传。

以上是我在和客户交往中所得到的体验。不过我必须强调，我自己一直就是我可爱的客户，我不曾向经纪人或银行家提出建议，所以他们对我根本不用负任何责任，如果有人低声给我一个忠告，我还是会坚持反对的态度，因为我的格言是：“消息是毁灭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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