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片段摘抄100字，语文精彩片段摘抄100字！

财富并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事物的价值取决于某个特定时间点上他人的支付意愿。

亚诺玛米族人每年的人均收入约为90美元（这是一个估值，因为他们不用钱，也没有数据统计），而纽约人在2001年的人均收入约为36000美元。这里对于他们的幸福程度、道德优越程度或与环境的和谐程度不做评判，但在物质财富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明显的巨大鸿沟。亚诺玛米族人的人均寿命低于纽约人，在亚诺玛米族人的一生中，他们必定会遭遇纽约最贫困人群都不会面对的无常、疾病、暴力、来自环境的威胁以及其他困难。在特定的年份，生活在亚诺玛米村庄的人的死亡率是生活在纽约市的人的8倍。

但是纽约人富有不仅仅是因为绝对收入水平，还因为财富可以让他们买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多样的物品。这里你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自己拥有跟纽约人一样的收入，但只能买到亚诺玛米族人生活中的物品会是什么情形。如果你花36000美元修缮你的小泥屋，购买村里最好的陶壶，享用最高级的亚诺玛米族饭菜，以亚诺玛米族人的标准来看，你极度富有，但你仍会觉得自己比普通的纽约人贫困，因为他们拥有耐克运动鞋、电视，能到佛罗里达度假。对比之下，普通纽约人的经济选择简直多得惊人。肯尼迪机场附近的沃尔玛超市存货数量超过10万种，有线电视里的频道超过200个，巴诺书店的书超过800万种，当地超市里有275种不同的早餐麦片，普通的百货商店里有150种唇膏，而仅在纽约市就有50000多家餐厅。

亚诺玛米族经济中的库存单位总数不过数百个，至多数千个。我们无法确切得知纽约人经济中的库存单位数量，粗略地估算出总数约为数百亿个。因此，纽约人和亚诺玛米族人之间的显著差距，不是用美元衡量的“财富”上的400倍差距，而是纽约人经济与亚诺玛米族人经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之间数百万倍的差距。

想想看你穿的衬衫、裤子或其他衣物——它们的设计由何而来？你或许会说，很明显啊，是服装设计师设计的。但事实并非仅仅如此，事实或多或少地更接近于以下这种情况：许多设计师在衬衫应该是什么样的已有概念上，通过发挥他们的理性与创造力来创造各式各样的“衬衫”，并将它们的样子勾画出来。随后，这些服装设计师会查看设计图，选出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一些设计，并制作少量的样品。接下来，设计师把这些样品展示给服装公司，服装公司又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设计，并安排生产。

服装公司会向不同的零售商展示这些产品，零售商同样会选择一部分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设计。有了订单之后，服装公司开始批量生产，并向零售商供应这些衬衫。最后，你走进商店，浏览各式各样的衬衫，选择你所喜欢的并付款。不同的设计、根据某种标准而作出的选择以及对于成功设计的量产，这一切不仅发生在服装公司里，也发生在整个服装市场。你的衬衫并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进化而来的。

为何时装行业要经历这些迭代，甚至可以说是浪费的过程呢？你的衬衫是进化出来的而非设计出来的原因在于，没有人可以从接近于无穷多的衬衫设计中，准确预测你所喜欢的衬衫的样子。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人类理性中蕴含着能力和美德，但在短时间内对经济这样复杂的系统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作出经济决策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发挥大脑的优势，然后进行试验，不断探索向着未来前进，保持和维护有用的部分，同时摒弃无用的部分。我们的目标、理性和创造力确实在经济中起到了作为驱动力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作为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

经济进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技术的进化，这是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有两类技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一类是物理技术，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例如制铜技术、蒸汽机和芯片；

第二类则是指人们组织活动的方式，例如农业、法律、货币、股份制公司以及风险投资。

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的共同进化也只占了2/3的内容。技术本身只不过是理念和设计。服装精纺这种物理技术本身不是服装精纺技术，事实上是有人需要它成为这种技术。同样，工厂这种社会技术本身并不是工厂，而是有人需要它成为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为了让技术对世界产生影响，有些人或者有些群体需要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从概念转化为现实。在经济领域，这种转变是经由商业实现的。商业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融为一体，并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带入现实世界。

商业本身就是一种设计。商业的设计包含了商业策略、组织结构、管理流程、文化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通过变异、选择和放大的过程，商业设计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进化，而市场是对适宜性的最终仲裁者。本书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论述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和商业设计的三向共同进化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模式。

本书将论证财富的起源是一个简单有力的三步走公式（即变异、选择、放大）的结果，这也是进化的公式。该程序曾驱动了生物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也驱动了“经济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并且，同样的程序不仅促成了寒武纪时期物种多样性的爆发，还促成了工业革命时期库存单位多样性的爆发。

人口的增长能够增加社会的总财富，因为可用的劳动力增多了。但人均财富的增加（从而提升个人的生活水平）需要提升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升需要专业化分工。创造财富需要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需要贸易——毕竟，大头针工人不能以大头针为食物，他们必须用它们来交换生活所需的其他物品。

农民在土地上下的功夫越多，他们的收获就越多。但在到达某个顶点后，地力就会衰竭，农民投入的额外单位努力的产出就会减少。在此观察的基础上，杜尔哥提出了收益递减规律。

在大多数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随着某一要素（如劳动力、原材料或机器）投入的不断增多，到达某个时间点后，单位投入所能得到的产出就会越来越少。收益递减规律是使得经济达到均衡的一种关键力量。针对市场的某一价格，生产者会不断增加投入、扩大生产，直到产出不抵投入，也就是说直到生产的增量成本大于增量收入。因此，农民会按照市场的需求量进行生产，不多也不少。如果农作物的价格上涨，农民会更加努力地耕地（或耕种更多土地）；而当价格下降，他们就会减少耕种。如果投入所能得到的产出不会下降，农民会继续扩大生产——无限投入，而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结果。将生产者成本与供求关系中的供应方面联系起来，杜尔哥的规律为此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理念。

增加消费的收益也是不断减少的。比如，某人饥肠辘辘，于是买了一个甜甜圈，这次消费能为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如果他仍感到饥饿，又买了第二个甜甜圈，这也能带来满足感，但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二次购买的满足感远远小于第一次。在这个人购买第五个或第六个甜甜圈时，他因购买次数增加而体验到的满足感或许会变得非常小（或者说甚至有可能是负值，因为他可能会吃到胃疼）。

到某个时刻，这个人会说：“我吃饱了，下一个甜甜圈不值得我花钱了。”就像农民会在价格上涨时加大生产，而在价格下降时减少生产一样，消费者说出“不值得花钱”而停止消费的时刻，会因价格的不同而到来得或早或晚。因此，价格上涨时需求会减少，反之亦然。此外，就像不断减少的收益会阻止农民无限量地扩大庄稼种植一样，不断减少的边际效用也会阻止消费者无限量地购买甜甜圈。

生产上的收益递减和消费上的边际效用递减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市场拥有一种天然的均衡机制——价格。价格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共享的一个关键信息，价格上涨会同时抑制消费者的消费并鼓励生产者的生产，而价格的下降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人类会在有限资源的限制下寻求最大的幸福状态，并通过交易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

物理学家会单刀直入：这些假设能起什么作用呢？如果假设不是现实，那么你所解决的不过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传统经济学家遇到了计算机程序员所谓的“垃圾进、垃圾出、无用输出”的问题。如果你向计算机输入无用的东西，它将通过绝对的精准和完美的逻辑产出废料。同样，大多数传统经济学模型以不现实的假设作为开端，随后伴随着数学的必然性，得到的只是同样不现实的结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许多核心理念都很难找到实证支撑的原因。

科学哲学家认为，在使用假设时通常有两条黄金法则。第一，假设必须与模型的目标相适宜；第二，假设不能影响模型为目标提供答案。

传统模型往往假设，做决策时所需的所有信息可以完整、迅速地免费获得。当然，实际情况是，我们通常需要根据不完整或不确定的信息作出决策，如果我们需要更多信息，就得付出时间和金钱。

传统经济学模式是“聪明到不可思议的人处于简单到不可思议的环境中”，而现实世界是“简单到合乎情理的人应对复杂到不可思议的环境”。

地球的大气跟经济一样，是一个复杂而又高度动态的系统，距离均衡状态非常遥远。事实上，气象学和气候科学能够解释为何天气预报天然就是不准确的。在科学的各个领域，研究者都能解释现象并且验证解释的正确性，但未必能作出准确的预测。举个例子来说，生物学家能够解释却不能预测蛋白质的折叠，物理学家能够解释却不能预测湍流的确切运动方向。

理论预计，大规模消除贸易壁垒、增加流动性、降低货币交易成本、增强价格透明度的行为，必将导致欧盟范围内价格的统一性增强。但事实证明，结果恰恰相反。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1999年引进欧元以来，各国间的价格差异在不断扩大。欧元区的价格标准偏差从1998年的12.3%扩大到了2008年的13.8%，这与理论预测的正好相反。欧盟内部市场委员会经济分析主任弗朗西斯科·卡巴莱罗-桑斯（Francisco Caballero-Sanz）认为，价格不统一的原因在于消费者并不像经济学理论所“希望”的那样理智。

从更细致的层面来看，我们通常看到个人商品和服务在价格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来自德累斯顿嘉华投资银行的全球股票策略总监詹姆斯·蒙蒂尔（James Montier）对伦敦番茄酱市场进行了一番异想天开的调查，然后发现同样的番茄酱在区域内各超市的价格差异明显，实际价格与理论预测的价格差别最高可达43%。在这种情况下，伦敦番茄酱市场就存在很多无风险的获利机会。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世界里，这样的机会会因为套利而立即消失：但在现实世界里，人们需要时间来发现这些套利机会，机会时隐时现，有些值得利用、有些不值得，在利用的时候或许又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

当套利的行为主体完成一笔交易，另外一笔交易就会在别处突然发生，变化太多，以至于行为主体永远不可能跟得上经济的不断变化，因此永远不能驱使价格完全达到均衡。

对于公平和互惠，人类具有根深蒂固的规则意识，它们远远超越了计算出来的“理性”。人类是“有条件的合作者”，只要对方慷慨，自己也会慷慨，同时人类也是“利他的惩罚者”，人们会回击那些作出不公正行为的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当前利益作为代价。

我们既是有条件的合作者，又是利他的惩罚者，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惊奇。原始人类在长达200万年的时间里，都生活在合作行为与生存高度相关的小群体里。如今，人类依然生活在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在这样的环境中选择互惠非常重要——如果你帮我梳毛，我也帮你梳毛。如果能够互相帮助，那么我们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但这也会让那些光占便宜不付出的人钻了空子。少量“搭便车”的行为可以容忍，但如果泛滥开来，互相梳毛的系统就会崩溃，这会让每个人的处境都每况愈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拥有根深蒂固的奖励合作、惩罚投机的行为。部分经济学家或许会将这些行为看作非理性行为，这些行为实际上为社会合作提供了基础，而社会合作是人类创造财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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