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伸能屈”,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大丈夫” 的美好品性,同时也成了一些小人卑躬屈膝时的一种美好托词。为什么同样一个词,可以用在有天渊之别的两种人的身上呢?这全在于对“伸”与 “屈”的不同理解上。
“能伸能屈”的词意重点落在“能屈”上,凡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不管是“大丈夫”还是“丑小人”,一定是在其“屈”之时,他们在“能伸”之时,人们是不使用这个词的。这样以来,不同的人使用这个词时,关键是对“屈”的内容理解不同。
“大丈夫”使用这个词时,对“屈”的理解是:“屈”只是暂时的屈,屈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伸 ”,为了将来能够“伸”,不得不“忍”一时的“小辱”,忍其“小辱”是为了不“乱”将来的“大谋”。
韩信不得志之时,他能忍其小辱,他能够做到“屈”,“屈”至受胯下之辱,但韩信的“屈”是为了展其“多多益善”之才,逞其“决胜于千里之外”之志。假如当年“在人屋檐下”的韩信,不懂得“大丈夫能伸能屈”之道理,逞一时匹夫之勇,与那些恶俗小人拼个你死我活,恐怕受伤的只能是韩信。假如这样的假设真的发生了,恐怕中华的历史上就会失去一个“伟丈夫”的形象了。
文革期间就有不少只“能伸”不“能屈”的人:心胸狭隘,气量狭小。他们不能忍一时之愤,已经“在人屋檐下”,还不愿低下他的高贵的头颅,以至于不是拼死于恶俗小人的手中,就是自寻短见,自绝于恶俗小人。这样的人看似很“丈夫”,很能“伸”,其实,说到底他们充其量只能算上一个“丈夫”,算不是一个“大丈夫”,他们身上缺少一个“大”字:伟大的志向,宽广的胸怀,高远的眼光。眼睛只盯着眼下脚前的那一小片暗无天日的土地,忘记了乌云过后必然是晴朗的天空。这样的人算不上“大丈夫”。
小人们口中吐出“大丈夫能伸能屈”时,他们对“屈”的理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好,只要能活下去,干什么都行,小人“屈”的目的就是为了“苟活于世上”。
日本鬼子侵略中华之时,中华的民族败类们在日寇的明晃晃的刺刀之下“屈”了,他们的“屈”不是为了逞将来的“光复中华”之大志,而是为了“苟活下去”,所以接下来这些败类们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帮助日寇斩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在日寇的淫威之下,不这样干他们就一天也苟活不下去。
可能也有些小人在其“屈”之时,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屈”是为了实现将来的宏伟大志,然而接下他是一天天地苟活下去。因此是不是“大丈夫”还不在于他“屈”的时候说了什么,关键要看他“屈”过之后干了什么。韩信“屈”过之后是寻找一切机会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汉奸们“屈”过之后干的是丧尽天良的坏事,所以韩信是“大丈夫”,汉奸们是“恶小人”。
“大丈夫”和“恶小人”在其“屈”之时都说自己是“大丈夫能伸能屈”,那么这时,我们如何去区别他们呢?我以为,关键要看他们“屈”过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如果“屈”过之后能寻找一切机会去实现他的伟大抱负,不管这样的抱负能否实现他都应该算作“大丈夫”;假如“屈”过之后,只是苟活于世上,甚至干尽坏事,那么他只能是“恶小人”。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看一个人,不看他说了什么,关键是看他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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