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化验员工作总结，实验室化验员工作总结简短

邓诗超

皖南仓库工作的十年

我于1959年底从宣城卫生员教导大队毕业后被分配到皖南宣城414仓库（代号：南字224部队）服役，这一待就是十年的时间。在那里，我入了党，提了干，结婚成了家……转眼间，离开那里都45个年头了，可那里仍然让我魂牵梦绕！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我的脑海里深藏，时不时地在眼前闪现……那里，实在有我太多的留念！

（一）星夜兼程，徒步到部队

我们在南京后勤卫生员教导大队学习于1959年12月28日毕业，那时没有毕业合影，也没有毕业聚餐。根据哪里来回哪去的原则，我们安徽省军区十位学员仍然回省军区后勤卫生处报到。我们12月29日到合肥已经很晚，接待我们的卫生处孙助理将我们安排到省军区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上午8点我们报到后，卫生处的白光道处长亲自接见了我们。他询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鼓励我们到单位要好好干，认真地把单位里的卫生防疫工作做细做好。我被分配到宣城水东的414仓库，白处长对我说：“小邓同志，你们库的徐梓福所长早就盼着你回去工作啦，昨天他还打电话给我，你可是他亲自挑选的兵，到那里要好好地干！414仓库可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哟，水东的蜜枣很有名的。”我向白处长作了保证：“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合肥是安徽省的省会，这样的大城市我还是第一次来，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高楼大夏，可我却顾不得去观赏游览，拿了介绍信上午就坐上了开往芜湖的火车。在芜湖军分区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的一大早又乘上了去宣城的长途汽车。“屋漏偏遭连天雨，船迟又遇顶头风”，这句话还真给我应验上了。归队之心越是急切，还越是遇着慢沓事。开往宣城的班车是辆破旧的老牙车，一路上故障不断，直到下午5点多才到达宣城，开往水东的班车已过了。本打算到教导大队住一宿，可考虑到第二天就是元旦，箭似的归心总想早一点到达部队，于是我在车站买了盒饼干，边吃边上了路……

那天，宣城刚下过一场小雪，公路的边上和坑洼处结了层薄薄的冰。我背着背包，提着网兜，穿着部队发的翻毛皮鞋，先顺着公路朝东走去。开始，路上还时有行人，我打听着往水东如何走。他们告诉我就沿这路一直往东，过了双桥出现岔道，要沿右边的走，是往宁国方向，也即水东方向。宣城距水东约60华里，按行军速度得走5个小时。过了双桥，天就黑了，路上再见不到行人，但不时见着有军车驶过。我想自己是个军人，或许能拦辆车带上一程。可我招了几次手，却没有一辆车子停下。后来知道，这车队里有规定，车上装有军用物资，不是认识的熟人是一律不准停车带人的。走了一个多小时，浑身都出了汗，敞开怀冷风一吹，后背又感觉有点凉……

到达孙家埠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在路边一个商店门口的石凳旁，我放下背包坐下稍作休息，问得店主离三天洞部队还有近15里。他告诉我，由此向前过漳家桥再走七、八里地有一座小山叫“鸡头岭”，徃左有个村子叫胡村湾，沿村旁的路可直达三天洞部队。他见我一个人这么晚走路很好奇地问：“小伙子，你这么小一个人走夜路不怕吗？这周围的山上好多砍柴的人都曾见过狼的哟！”我说，当兵的哪怕走夜路呢！可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胆怯的。不过我还是壮了壮胆子，鼓起勇气，加快了脚步又继续前行！

夜里10点半，我走到了鸡头岭。然后向左顺着汽车轮的印迹只半个小时就到了部队的大门口。我向值班的哨兵出示了介绍信，巧的很，那站岗的哨兵是老乡徐克明。他当时很惊讶地问：“诗超，你这是从哪来的啊？”我把我这一路经过跟他说了，他说：“你真傻啊，今天仓库有汽车团的三十多台拉弹药的车，你怎么不搭个顺便车呢？”我也后悔行事急促了点，要是在宣城与部队领导联系一下，或许就不会吃这个苦了。不过，这也算是一次锻炼吧，我来了个自我安慰。徐克明当即打了电话给卫生所，司药董克志连忙起床骑着自行车赶到大门口来接我。他听了我这一路夜行的事，又看我一身疲惫的样子，不无抱怨地说：“徐所长知道你最近要回来，你到宣城打个电话，我们肯定会去接你。”他还告诉我，徐所长将我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就住卫生所的一个小单间，住宿、值班兼顾。到了住所，董司药忙前忙后地给我铺铺、打水，嘱咐我好好休息，明天是元旦假，多多睡一会。

董司药走后，我简单地擦洗一下，换了被汗水湿透了的衬衣就上了床。可能是归队后的兴奋，久久未能入睡。第二天，还不到6点我就起了床；7点多，听到消息的同学韩成业、尤振杰匆匆地跑来喊我一起去食堂吃早饭，告诉我他俩分别被分在保管股和检修所，并向我介绍了我们仓库的简单情况。上午8点多，徐所长和董司药一起来看我，所长对我归队急切的心情给予了表扬，并叮嘱我要好好的休息，2号正式上班。那天，战友韩成业、尤振杰陪伴我在库区游逛了一个上午。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根据战略部署，南京军区军械部在皖南山区建立起了仓库群。据说，仓库的地址还是陈毅元帅让许世友司令员亲自察看选定的呢。这地形本着三点原则：“依山”，比较隐蔽；“旁路”，便于运输；“近城”，供给保障。仓库均在宣城境内，共5个：总库“404”在梅山，其他为分库，“416”在孙家埠，“414”在水东，“1033”在金坝，“1034”在大葛村。当时仓库的党政、行政隶属安徽省军区，而业务直属南京军区后勤军械部，直到1965年才改变隶属关系，“404”、“414”、“416”仓库转为南京后勤第14分部；“1033”、“1034”仓库隶属工程兵部。我们414仓库坐落在水东境内的水阳江畔，四面环山，青山秀水，山高林密，环境极是幽美。营区一山有天然一洞，其间有三处可窥见天日，故名曰：“三天洞”。相传三天洞北侧山坡曾有寺庙一座，名为“三天寺”，香火很旺，但现已不复存在。三天洞有一山泉，泉水汹涌，终年不绝。建库时筑池蓄水，顺势引入营区及住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来水”！泉水清澈甘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队食堂以及住家门前的水龙头常年放任自流，城里人见此很是不解。记得1969年5月，我的女友聂寒娟第一次来部队，从大门口一直到卫生所，凡是见到开着的水龙头都一个一个地给关上，引得站岗的卫兵暗暗地发笑。

元月二日上班后，卫生所开了会，我们互相都做了自我介绍。徐所长是1942年入伍的老革命了，大尉军衔，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组织上送他到二军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野战部队卫生队任队长。因受过伤身体不好，被调来安徽省军区的仓库卫生所任所长。他是个山东汉子，待人和蔼可亲，可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是我入党的第一介绍人。董司药是宣城人，1951年入伍的老兵，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的高材生。会上徐所长对我回到卫生所表示欢迎，说小邓的到来为我们的卫生所增添了新生力量，我们所的工作一定会更有起色。接着给我分配了具体任务：

1、在卫生所值班，负责日常门诊、急诊以及卫生所的室内外卫生。

2、每天背卫生包到全库机关、连队巡诊一次。

3、负责全库室内及厕所的消毒、杀虫（消灭蚊蝇，控制蚊蝇孽生条件）。

4、负责全库官兵家属小孩预防接种。

5、在检修所进行弹药销毁、连队进行实弹射击和手榴弹投掷时到现场实施卫勤保障。

6、对住卫生所观察的病员进行护理。

会后，徐所长将我带到仓库主任席德胜、政委刘辉忠、副主任毛洪兴处作了介绍；还带我去了机关的管理股、保管股、统计股、检修所以及勤务连向领导作了介绍。

回到所里，我将徐所长规定的任务抄写了两份，一份贴在了墙上，一份压在玻璃板下，经常对照检查，时时警醒自己一定要履行好职责。从此，开始了皖南仓库十年的战斗生涯。

（二）做个最勤快的卫生兵

1960年4月26日晚饭后，刘辉忠政委通知我第二天早晨7点去库招待所给省军区一位首长打针点眼药，听说这是位将军级的首长。当时徐所长、董司药均不在库里，说真的我心里是有点儿紧张，当兵以来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呢！

第二天，席主任、刘政委带我去首长那里。路上席主任鼓励我说：“小邓，不要紧张，梁副司令很平易近人，你大胆地给予治疗就是了。”我嘴上讲“行”，可心里还是扑通扑通地直打鼓。进了招待所，就见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立在门口站岗，这更使得我有点儿拘谨。我们进了屋，首长已洗漱完毕，他和主任、政委打了招呼后就和颜悦色地问我：“小鬼，叫什么名字啊，那里人？”刘政委见我有点儿拘谨先回答了副司令：“他是我们卫生所的卫生员小邓，淮北涡阳人。”梁副司令说：“涡阳我去过，你们那里有个雪枫乡。我随彭雪枫师长在那儿住了几年……”首长一席和蔼可亲的话顿时打消了我的顾虑，也使我少却了几分拘谨。

首长的工作真的很忙，肺炎还没痊愈就急着下部队检查工作，现在还须得继续注射青霉素混悬液。我给首长作了打针前的消毒，按照“两快一慢”（进针快，拔针快，推药慢）的原则，很熟练地完成了肌肉注射。只见首长满意地说：“小同志打针技术不错，不太疼。要继续努力学习，医疗技术可是无止境的哟！”随后我又给首长滴眼药，刘政委在一旁说：“小邓同志当兵时才16岁，来我们仓库还不到半年，工作很勤快。”梁副司令听后对我说：“我当兵时也才15岁，你很年轻，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将来是大有前途的！”首长的教导和鼓励，我牢牢地铭记在了心里，也成为了我前进道路上的动力。

我每天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还是节假日，我的闹钟会准时在清晨5点半响起，于是我一天的工作由此开始。首先把卫生所的办公场所的室内外打扫干净，给观察室的病员作必要的生活护理；将自己的内务整理好，然后洗漱完毕再去参加机关出早操；去食堂早餐时顺将所里的热水瓶全部带着打开水。上班后，根据整个库里的活动情况做好具体工作安排，正常情况下我背上药包上午在机关、下午去连队巡诊；如连队有训练（实弹射击、投掷）时，我就去训练场作救护保障；如库房有接收或发出物资以及翻仓倒垛时，我一般也得跟随保障；除了冬季以外，要定期对全库4个公共厕所予以消毒、灭蝇灭蛆灭蚊，一般15天一次，春夏炎热时间隔时间还要短……

基层卫生员的工作就是以预防为主的卫生保健工作，减少疾病，减低昼夜发病率，努力提高官兵体质，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有段时间，勤务连连续有10多名战士先后生病，他们隔日或两日一次的发冷发热、出汗，卫生所一共6张观察床都不够住了。我根据学得的知识初步诊断是间日疟和三日疟，于是对病员给予了氯奎以及伯胺喹啉治疗，再加上疟疾发作前30分钟用针灸针人中、强度刺激大椎穴，很多病情得到了控制，一周内全部治愈归队。疟疾是由蚊虫作为中间宿主，蚊虫叮咬了疟疾病人，疟原虫就在蚊子体内发育成熟，它再叮人时就将疟原虫传给健康人而引起发病，此病传染性很强。我在查铺时发现，连队不少战士白天训练很辛苦，夜里睡得很沉。有的人蚊帐没压好，手脚甚或头脸都露在外面，就很容易被蚊虫叮咬，这就是疟疾发病率高的原因。于是我向连长杨春山、指导员王启忠建议给全连干部战士上一堂卫生课，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在全连80多人的课堂上，用事先画的一张疟疾传染路径示意图：传染源（病人）→传播途径（蚊虫）→易感人群，给大家生动形象地讲解了疟疾的传播和预防原理以及其发病与危害，要求大家坚持预防药的服用和平时做好对疟疾的防范工作。最后，杨连长又作了强调，各排、各班要按照卫生员小邓提出的要求，积极搞好环境卫生，从源头上消除隐患，并坚持预防药的按时服用；同时各排长、班长要坚持夜间查铺，勤为战士掖好蚊帐……

为了搞好整个库里的疟疾预防工作，我坚持每天给机关和连队发送预防药乙胺嘧啶，坚持每周一、三、五晚上10点到勤务连各班查铺，二、四、六到机关各股的战士宿舍查看。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预防措施，全库下半年没发生一例疟疾病人，大大减低了部队昼夜发病率，受到了库领导的肯定。

六十年代初，是共和国最困难时期。前苏联撕毁了合同，撤走了专家，逼我国偿还债务；美帝国主义勾结世界上一切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封锁；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不甘心失败，不断地派遣特务到大陆上进行骚扰和搞破坏活动，我们的国防仓库更是他们的袭击扰乱的重点。

按照库领导研究的分工，我们机关干部战士负责西冲徐村三栋库房的安全警卫工作，每班岗两个小时，按照排好的名单顺次提前15分钟在三个库房指定区间区交接。我当卫生员时，上哨持的是步枪，配有5发子弹，我每次夜间上哨多将子弹压上枪膛，以防不测。提干以后，库里配发给我一支“54”式手枪，再后张云海副主任又换发了一支让我爱不释手的“马牌”小手枪。

记得我来仓库当年二月初的一天，凌晨2时我正在徐村25号库房站哨，忽地从正北方的山头上连续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漆黑的夜空顿时被照得通亮。库里值班的统计股长张希之接到了报告，不到一刻钟就赶到了西冲库区。据他分析这可能是特务预先埋藏的定时信号弹，要我不必紧张；要沉着冷静，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在这不久后的4月，一天凌晨4点，徐所长紧急通知我，库区发现了敌情，有一可疑分子在库区13号库房附近打了颗信号弹后向山上逃窜，勤务连四排长魏传璜带领一个排去执行追捕任务，要我跟随保障，我立即带上救护包奉命前往。

初春，凌晨的山林间寒气袭人。我随小分队疾行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越过菜花岭，翻过青龙山，一直追到离库区20多华里的鸽子庙。一路上山高林密，荆棘丛生，大家边搜索边前进，有的战士手被划破，有的脚被扎伤，我随时随地给予了包扎。早晨7点多，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魏排长找来了大队治保主任，请他帮助排查一下村里人的进出情况。这是一个山冲里的自然村，村子不大，为一个生产队。当年正是全国大办食堂的时候，全生产队的人都在一个食堂里吃饭，若有嫌疑人进出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治保主任告诉我们最近没发现有可疑人员进出过这里，要我们放心，只要一发现有可疑人员，一定会立即向公社和部队报告。随后，大队同志在食堂为我们张罗了早饭。大家吃了饭，按每人半斤粮票、5角钱付给伙食费，可大队同志怎么也不收。魏排长说：“这是我们铁的群众纪律，任谁都不能破坏！你们不收，可就让我们犯错误了。”

魏排长考虑到大家几个小时的翻山越岭，都累得很，就带着我们沿着芜屯（芜湖至屯溪）公路回了库。确实，平地上行军较之山路要轻松得多了。

经过这次跟随小分队执行紧急任务，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充分认识到当兵要随时准备打仗。于我来说，练好身体，学好卫勤技术是适应打仗的必要条件。1960年的年终总结，我被评为“五好战士”， 库党委还给我记了“三等功”，给我家里寄去了立功喜报。见了“立功喜报”，义门中学锁振生、李庆馨等同学给我写了贺信。这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一年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所在的仓库是弹药库，负责兵工厂产品的储存和转运，对江浙沿海部队的战备、训练提供弹药保障。仓库弹药物资的流动性较大，要按上级调拨指令及时的接收、发出，对长时间堆放的物资要定时地翻堆倒垛。有时从一个仓库转到另一个仓库，有时在一个库房内从一侧翻转到另一侧。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仓库没有机械化设备，全靠人抬肩扛，仓库的管理人员劳动量很大。有时弹药的转运量高达上百吨、近千吨，全库上下得一起出勤。量少时，由保管股自行安排。凡是遇到大批量接收或发运时，作为卫生员的我都要跟随保障，遇到压伤、擦伤得及时予以包扎治疗。就是一般情况我也常会去各个库房巡诊，遇上他们在转运、倒垛时我就放下药包和大家一起搬扛。

弹药箱一般在50公斤上下，像122榴弹炮弹则重达75公斤一箱。我那时个子虽小，但我劲头还可以，一箱榴弹炮弹照扛得动，有时和大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保管股的同志都称我为“编外搬运兵”。有一次在9号库房参加倒垛，我正干得起劲，席主任、毛副主任以及保管股樊希山股长来查库，席主任当时就批评保管班班长路金江：“路班长，你怎么能让小邓扛那么重的炮弹呢？要压坏了怎么办？”转头又对身旁的樊股长说：“老樊，你告诉保管股，今后规定小邓同志不准扛超过50公斤的炮弹箱。”听了首长的话，我直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三）抢救生命

六十年代初，仓库隶属安徽省军区领导，我们卫生所常用药材、医疗器械、疫苗均由省军区后勤卫生处发放，大宗药物一般由库领导去合肥开会顺便带回，有时候徐所长直接派我去合肥领取。

有一年四月，我去卫生处领疫苗，从芜湖裕溪口过江后，9点钟乘上开往合肥的火车。列车在过了巢湖下一个小站后，车厢的喇叭里传来“急找医生”的广播，说车上有个小男孩病情危重，请医务人员到6号车厢帮助救治。我听到广播后立即朝6号车厢跑去，与我同时到的还有一个年轻护士。经了解，男孩患麻疹合并病毒性肺炎，在当地小诊所医治无效，刚从前面的小站上来欲转院去合肥大医院。孩子嘴唇青紫，呼吸急促，原来是痰堵在喉部影响了呼吸。面对此紧急情况，必须采取措施将痰吸出。抢救生命是医务人员的天职！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俯下身子将口对着孩子的小嘴，屏住气深深地吸了一口，一块浓痰呼噜一声从孩子的喉咙间涌到我的口中，我简单地清理下口腔，继续给孩子作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位护士在一旁协助着做胸外心脏按摩。经过紧急处理，患儿的病情缓解了许多，且能哭出声来。孩子的父母连声的谢着，周围群众也投来赞许的目光；有位乘客很关切地对我说，小同志，这肺炎很容易传染的，你自己可要多多注意哟！我笑了笑对他说，我是医生，救人是第一位的，紧急关头哪能顾得那么多呢！

在合肥下车后，我陪着他们一起出了站，顺便叫了两辆三轮车，让骑车师傅快速地将孩子送到长江路上的安徽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急诊室，并帮他们挂了急诊号。经诊断，患儿是麻疹并发肺炎。当时因床位紧张，暂住急诊观察室治疗。孩子的父母非常感激地对我说：“解放军同志，真的多亏了你救了我们孩子！”他们一再追问我的姓名和单位，我对他们说，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你们就记住我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

宣城水东高梅生产大队的胡村湾生产队有两个村庄，后胡村靠山，前胡村靠公路，这两个村的农民种了不少棉花。棉花生长开花期易生棉铃虫，它对棉花生长危害很大，直接影响棉花的收成，当地老百姓多用“一扫光”的农药（一种有机磷农药，也称“1059”）喷晒灭虫。这种农药的毒性极强，若防护不好，极易从皮肤和呼吸道浸入中毒。1961年8月的一天，前胡村几个农民用竹床当担架抬着一个中年妇女来到我们的卫生所。他的丈夫说她上午到棉田里喷药，没带口罩，喷雾器又有点儿漏药液，结果她中午就感到头晕、作呕……我于是给她作了检查，瞳孔缩得如针尖大小，血压偏低，呈昏迷状态，并伴有呕吐，靠近能闻到浓烈的有机磷气味，这是典型的有机磷中毒！当时徐所长外出开会，董司药回合肥探亲，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危重的病人。想让病人转院，可这山区的交通十分不便，如若就这么抬着去水东，说不定在路上就有生命危险。当时在场的政治处周跃庭秘书、统计股张启贤助理员鼓励我：“小邓同志，别害怕，大胆、细心治疗。”他们还协助做好病人家属的思想稳定工作。于是我根据学到的知识，为病人开始输液，并大剂量地注射阿托品。半小时后，病人的病情有了缓解；一小时后，病人渐渐苏醒。她问丈夫，我这在哪？丈夫告诉她，你农药中毒了，三天寺部队的邓医生在给你治疗。一般情况下，阿托品针剂的正常用量只能注射一支，而她已经用了20支！我将她安排在观察室，为防止病情变化，我守在她的病床旁。在凌晨1点多，病人果真出现抽搐，瞳孔缩小……这是病情反复的信号！我一方面继续为她输液，又连续注射了15支阿托品；一方面我不时地观察病人的血压、瞳孔的变化……直到第二天清晨，病人出现了饥饿感，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我去食堂为她打了稀饭和馒头，她一连吃了两碗稀饭、一个馒头。边吃边说，我要饿死了，说着还要吃。我劝她悠着点，别吃那么多，不然不易消化。还告诉她以后再喷洒农药一定要注意防护，千万不能疏忽……他丈夫激动地说：“解放军医生救了我妻子的命，也就是救了我们全家！” 我跟他们说：“我们军民一家人嘛，再说，治病救人也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不曾想时隔不久，他们委托大队书记来到卫生所对我说，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他们欲将十八岁的女儿许配给我。这话一说，真惊得我目瞪口呆。我慌忙对书记说，给驻地老百姓看病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部队的优良传统。他们一家人的感激心情我能理解，心意我心领了，但这婚姻的事使不得。我们军队早有规定，战士不准与驻地民女谈恋爱的。为了打消他们这一念头，我慌称已有了女朋友，并拿来入伍前与同学的一张合影，随手指了一位女同学让他看：“就这个。”大队书记看了看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勉强了。”

这次救人的事过后，张启贤助理员还以《一场抢救生命的战斗》为题给宣城县广播站写了一篇报道。通过这件事，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部队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加深了军民鱼水情。同时我也领悟到作为一名医务人员，不但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医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皖南仓库医疗体系是属解放军第86医院，战士去医院看病必须去5公里外的水东镇坐班车到宣城，再从宣城乘长途汽车到芜湖乘火车，一般第二天才能到当涂的86医院。因此，看一次病往返最少也得五六天时间。为更好地做好仓库官兵的卫生健康工作，必须创造条件，增加医疗设施。我的建议得到了徐所长以及后来的孙风祯军医、张鹏飞所长、蒋万明所长的支持，他们积极地向库领导汇报，同样得到了仓库几任领导的大力支持。库领导先后于1962年、1965年两次派我去86医院检验科进修学习临床检验，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临床检验技术。

回来后，孙风祯军医安排我将卫生所一台德国产的法莱斯显微镜送到南京829药械库检修。这是我第一次来南京出差，大城市的繁华景象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可为了尽快地修好仪器，我顾不得浏览，几经询问、辗转才好不容易找到药械库。可他们看了仪器后说要过一个礼拜来取，急得我都快要哭了。我恳求着他们说，我们从宣城来这里要走上两天，来一趟真的不容易，况且现在正急等着用呢！那位师傅终于给打动了，点了点头说：“看你这小鬼挺老实的，那我就加个班吧，你后天上午来取。”

回到后勤招待所，我哪儿也没敢去，生怕在这大城市里转了向，迷了路。第三天早饭后，我直接去药械库取了显微镜就直奔中华门火车站……

由于学得了检验技术，又有了仪器，这给我对疾病的诊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一次，有几位战士出现不规则发热，我立即给他们采血检验，从显微镜下明显地看到了疟原虫的环状体、滋养体，可确诊为疟疾无疑。于是当即进行抗疟疾治疗，第三天便痊愈出了“观察室”。

63年的夏天，隔壁416仓库的赵洪恩副主任的夫人林文玉从南京到仓库休假期间生了病，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该库卫生所朱建华所长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给她化验一下血，并派车将我接了过去。老林的体温40℃，有点畏寒，有时出汗。经查血常规，白细胞正常，排除了细菌感染的可能；血涂片镜检发现恶性疟原虫环状体。朱所长说据我分析也像疟疾，但她症状极不典型，所以不敢冒然进行抗疟治疗。诊断明确后，朱所长对她进行了抗疟治疗及输液，第二天体温就正常了，三天后她逐步痊愈。赵副主任打电话给我说：“小邓同志，你阿姨的病好了，谢谢你啦！”我说：“这哪用谢呢，这是应该做的。”

还有一次，库统计股助理员柳春景的儿子柳小彬发烧，右下腹转移性痛，压痛反跳明显。我对其的血液作了检验，结果发现白细胞总数高达15000，中性90%，可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原本应派车送医院急诊手术，可就在前一天宣城双桥被特大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柳助理员和他的爱人朱正兰说：“小邓，我们相信你，你就大胆地给治疗，出了问题我们不怪你。”事情也确实容不得我作过多的考虑，立即采取中西医结合疗法给孩子进行治疗。首先大剂量肌注青霉素，然后足三里、阑尾穴针刺、艾灸（温和灸、隔姜灸），神关穴隔盐灸，大蒜泥在神关穴、阑尾穴的压痛点外敷，同时隔塑料纸放热水加温……两个小时后，小彬对我说肚子不疼了。按此法连续治疗了三天，第四天化验检查白细胞下降至8000，中性粒细胞正常。不幸的是，在1971年我已调任14分部机关卫生所所长兼军医时，柳春景也调任分部军械处处长，他的儿子柳文彬一次发烧，我给他化验发现白细胞高达5万多，白细胞分类发现幼稚细胞异常多，我怀疑孩子患了急性白血病，于是立即派了救护车送往127医院。该院小儿科主任朱星欣经骨髓象分析，确诊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后转为“慢白粒”，在他读高中时因突发感染而病亡。我真为这孩子惋惜，在那还不能进行骨髓移植的年代，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匆匆地陨落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仓库随军家属越来越多，孩子也越来越多；驻地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慕名前来看病的越来越多，部队官兵对卫生保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卫生所的设施已远不能适应要求。

1967年初，86医院门诊部主任赵欣华率医疗队来仓库巡回医疗，鉴于414仓库居几个仓库中心地带，他认为414仓库卫生所应发展为中心卫生所。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仓库主任的王良、政委李治华的支持，他们专门召开库党委会进行具体的讨论研究，确定了卫生所的扩建计划和新址的选定，将新的卫生所建在“点交场”对面山坡下的一个池塘边。那里环境幽静，交通便利。新址确定后，所长张鹏飞加了几天的班，亲自设计图纸、布划科室。新的卫生所设有内科、外科、化验室、手术室、药房，观察室由原来的一间扩大为四间。新的卫生所建成后，在14分部东、西片各库中是属一流的。我从解放军105医院军医训练队毕业回库后和张所长开展了不少小手术，也救治了不少危重病人，受到了驻地群众的好评，他们将我们卫生所称之为“三天寺”医院。

（四）我的战友尤振杰

1963年的春节，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日子。正月初二，我的同乡、同学、战友尤振杰同志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扑救熊熊山火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几十年里，我总也忘不了那一幕幕让人痛心的画面……

1962年12月20日，仓库卫生所孙风祯军医将我送到86医院检验科进行为期半年的进修。为尽快掌握检验技术，春节假期我没回老部队，仍坚持在医院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大年初二的晚饭后，我照例去化验科看书，忽看到锅炉房的烟囱冒出一阵黑烟，这是有急诊手术的预示，因为锅炉房要给手术室供给暖气。我来到化验室，正遇上值班的化验员唐火明急匆匆地去急诊室采血，说来了一个严重烧伤病人。不一会她采血回来，我上前一看化验单，姓名：尤振杰，男，22岁……天啦，这不会是我的同学、战友尤振杰吧！我顾不得多想，撒腿便向急诊室跑去。在急诊室门外，我见到了我们仓库的助理员孟昭云、我的另一个同乡、同学、战友刘海峰以及司机胡仁荣，他们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

后来我在一篇有关的报道中看到这么一段：

“那是1963年1月26日，在现在的宣州区孙埠镇附近，高达七级的西北风像海浪一般在山林里呼啸着。中午12点多，正当解放军驻宣414仓库200多名官兵在一起包饺子，沉浸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中时，附近山区的火警警报骤然响起。

山林起火了！

顷刻间，所有人立即扔下了手里的饺子，冲出屋子，奔向集合场。风很大，加上山高林密，不一会儿火头就窜起几丈高，眼看就要烧到附近的后胡村。更可怕的是，大火已经烧到部队仓库的铁丝网了，此时仓库里存有大量弹药，情况非常危急。

听到火警情，仓库保管员尤振杰也准备前去扑火。谁知他刚到门口，就听到上尉朝他喊：‘小尤，你留下把桌子上的面团擀成面条！’原来由于尤振杰体质较弱，加上患有哮喘病，上尉有心要他留下的。

尤振杰只能停住脚步。而当时被留下的还有另外一个同志。尤振杰急忙地把面条擀完，就对那位同志说：‘家里留一个人就够了，我去救火了！’还没等那位同志说什么，尤振杰已经夺门而出。

他一口气跑完几里路，爬上了着火的山头，越过许多先到的战友，扑进了火苗最旺的一处山凹。

为了有效地扼住火头，尤振杰从战友手中要过一棵刚砍下的松枝，纵身扑过火墙，冲到烈焰的面前奋勇扑打。‘小尤，危险！快跳到上风头去打！’离他仅二十多米的指导员大声地提醒他。

谁知话音刚落，一阵旋风就刮到了尤振杰扑火的地方。那里草深树密，不一会儿，他的四周都着起火来。尤振杰手里的树枝也着火了，身上的棉衣到处都在冒烟，但他全然不顾，继续在烈火包围中扑打火苗，最后不幸被迎头的一股浓烟呛倒在地……”

正当我们心急火燎的时候，急诊室的护士郑大娃过来说，伤员已送手术室进行抗休克治疗、清创，你们到手术室门口等待吧。在手术室的门前走廊里，我在心里一遍遍呼唤着战友尤振杰的名字，希望他能挺住，闯过休克关！他那音容笑貌不时在我眼前显现……振杰同志是安徽涡阳县义门镇尤庄人，1959年1月和我一起从义门中学入伍，同被分在414仓库，他在检修所。入伍后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勤奋好学，曾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1年3月，他被作为安徽省军区培养的骨干选送到总后重庆工程学院预科大队学习。后由于战备形势的紧张，许多军队的院校被精简，振杰所在的工程学院也在精简之列。1962年的7月，振杰从军校回到了414仓库，被重新安排在保管股工作。回到老部队以后，振杰没有任何怨言，而是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当年就因工作成绩突出又一次被评为“五好战士”……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参加抢救的十二病区商主任走出了手术室，我们立即迎了上去。没等开口，商主任哀婉地对我们说：“这位伤员全身72%的面积被烧伤，其中三度烧伤达60%，休克关没能闯过来。他已经牺牲了……”已记不清我当时是怎样冲进手术室的了，也不知道是怎样和海峰他们将振杰的遗体护送到太平间……

振杰是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壮烈牺牲的，库党委将他的事迹上报到省军区，同时着手处理他的后事。振杰是家庭独子，考虑到他老父亲难以经受这巨大的精神打击，部队通过公社转告老人说尤振杰病重，待老人来医院后再告诉实情。振杰的父亲尤立朝老人在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就和振杰的堂哥赶到了医院。仓库领导委派助理员张清、我和同乡刘海峰一同接待了老人。

当张清助理员向老人家介绍了振杰为保护国防仓库和驻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壮烈牺牲时，老人顿若如雷轰顶，那痛不欲生的样子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潸然泪下……待老人的情绪平复后，助理员张清问老人有什么要求，老人十分悲切地说：“我儿子牺牲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这值得！但我们家三代单传，振杰是家中独子，唯一的愿望就是请求组织上批准把我儿子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经仓库党委研究并报请安徽省军区作为特例批准后，由助理员张清和我们的同乡、同学、战友刘海峰负责将振杰的遗体送回涡阳义门镇尤庄老家。涡阳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责成义门镇政府在烈士老家尤庄东北角划出一亩墓地建立了振杰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立了烈士纪念碑。后来每年的清明时节，地方政府都组织学生和民众到烈士陵园进行祭扫。

振杰牺牲后，安徽省军区党委给振杰荣记了二等功，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报上级批准他为革命烈士！1963年4月2日《安徽日报》以《高山青松》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尤振杰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

2012年4月，解放军73845部队政委崔保华和政治处主任张建刚下基层蹲点当兵，在了解驻地民情社意时，一位87岁的老人说出了“尤振杰为了救火不幸牺牲”的故事。故事让两位军人大为震撼，他们认为在当前全军都在倡导践行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之时，这正是教育广大官兵的很好典型。于是他们组织人员，重新发掘尤振杰烈士的事迹。由于年代久远，在搜集烈士资料过程中并不顺利。后来崔政委几经了解与我取得了联系，并派专人赶赴尤振杰的老家安徽涡阳，在当地烈士纪念馆对其事迹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这才将尤振杰烈士的事迹形成了材料。为了及时扩大尤振杰先进事迹的影响，教育广大官兵，部队党委通过板报、灯箱、橱窗、库史等方式，对烈士的事迹进行了宣传展示，并同时决定在仓库设立尤振杰烈士塑像。

2014年3月20日，尤振杰烈士的塑像在生前部队——解放军73845部队举行了落成仪式。参加仪式的有73845部队的全体官兵、宣城市民政局领导、驻地村民代表、烈士的妹妹尤振素等亲属；振杰生前的战友我和赵敬义、董凤玉、林国连等也分别从北京、铜陵、马鞍山各地赶来，我还代表振杰的生前战友在仪式上发了言。

在烈士塑像落成仪式上，部队现任领导葛建华主任致词，介绍了尤振杰烈士的生平事迹以及烈士塑像的动议和制作过程；现场，部队官兵和驻地村民向烈士敬献了花篮；尤振杰的外甥女王彬代表亲属讲了话。她说，五十年过去了，部队竟然还能通过这种方式缅怀舅舅，使她觉得既意外又感动。尤振杰的昔日战友、73岁的林国连老人更是感慨，他一连说了几个“没想到”，最后他说，尤振杰虽然已经牺牲多年了，但是他身上的烈士精神还在，部队领导的这种做法对革命传统教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短短半个多小时塑像揭幕仪式，使参加仪式的官兵都受到了一场精神的洗礼。战士蒋武军说，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会以尤振杰烈士为榜样，用实际行动向烈士致敬！”

（五）保持本色

入伍几年来，我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较为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并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这离不开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培养！记得1962年4月在机关支部大会上，我的入党志愿书得到了全体党员的一致通过，许多同志给我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殷切的希望；仓库党委批准我入党后，支部书记、教导员张干找我谈话，指出我斗争性不强的弱点，如对战士看病的病假放得有些过宽，要我多多学习党章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还要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我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每个月都向党小组长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每个季度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将入党作为自己人生道路上新的起点，更加尽心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仓库有一批61年从蚌埠铁路局工人中入伍的战士，多是城市兵，62年一批从淮南矿务局入伍的也多是城镇户口；他们从繁华的城市来到这满目苍凉的山沟，面对艰苦的环境，紧张的军营生活，加上文化生活的枯燥，训练、执勤的繁忙，他们中有些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工作中怕苦怕累，稍有点小病，就泡病号、压床铺，有的吵着要去八六医院看病，借机去宣城、芜湖等城市里玩玩。作为医务人员首先必须同情理解他们，对他们的主诉作认真的检查治疗，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化解。

勤务连战士苏志业，皮肤过敏，被山上小虫叮咬后起了不少水泡，手一抓就造成感染，我跟他排里建议让他住在了所里的观察室，细心地给他治疗。由于他的手部感染，不能换洗衣服，我先把我的干净衣服给他换上，又亲自把他换下的衣服给洗干净；每天还替他去食堂拿菜打病号饭，没事时就和他促膝谈心拉家常。住所观察一周，他的皮肤过敏症治好了，我俩成了要好的朋友！过去，他常借故睡懒觉，不出操，不站哨，在连里是个出了名的“捣蛋鬼”。可这次回去以后，小苏像变了个人似的。不睡懒觉不缺勤，出操、站哨样样先。他的进步受到了班排长的表扬，更激发了他的积极性。很快他由后进转变为先进，年终还被评为“五好战士”。指导员王启忠对我说：“小邓同志，感谢你帮我们做好了后进战士的转化工作！”我说，他是我的小战友，帮助他和我们一道进步是我应该做的。

我经常挎着药箱到连队巡诊，参加连队的训练，与他们一块练瞄准、练投弹。在第一练习的一次实弹射击中，副连长周刚华发给我5发子弹，我还打了个优秀。在连队，我与大家打成一片，经常与大家谈心、交心，与大家交朋友。一次勤务连战士奚强患恶性疟疾，高烧40度，几天高热不退。在观察室，我给他用50%酒精擦浴；怕他出事，晚上我守在他身边；为给他增强体能、补充营养，我去军人服务社买来橘子罐头给他吃。一周后，他痊愈归队。本来让他回连队全休3天，可他第二天就要求上山执勤了。他常跟战友们说，邓卫生员待我真好，比自家兄弟还亲！

1964年初，根据军队建设的需要，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作出从优秀士兵中提干的决定。当年5月，414仓库党委根据战士的综合表现，从1958年、1959年、1961年三个年度中直接选拔了5名优秀士兵，上报至安徽省军区党委批准后提了干部。行政为21级，属正排级。我是其中之一，另有胡仁荣、董凤玉、韩成业、林国连、张金发四人。命令宣布后，仓库领导分别找我们谈话，刘辉忠政委在和我谈话中指出了我的优缺点，最后语重心长对说：“小邓同志，提了干，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组织上对你的要求也会更高的。平时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需求，思想上要高境界，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提干后，我们经常参加库里组织的政治学习，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主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最喜欢听刘政委的学习辅导，他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们增长了许多知识。库里还组织我们进行文化补习，我入伍时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上学期，很需要提高文化知识。行政办公室干事周跃庭的夫人小张是上海人，高中文化；机关教导员张干的夫人也是高中文化，他们几位帮助我们补习初中到高中文化课。我们每天下午到二楼会议室上课，回去后还要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当上干部以后，我牢记着刘政委对我的忠告，“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我一直与卫生员住在卫生所，照样参加执勤站岗。直到1969年5月我准备结婚时才搬到干部单身宿舍。

手表，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奢侈品，亦称为“贵重物品”，提干后的两年里我都没有买块表的念头。直到1966年5月，仓库送我去一零五医院军医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我被指定任医训班班主任，谢校长看我没有手表，要我一定要买块表，不然无法掌握班里的作息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请战友于成云陪同去合肥四牌楼百货公司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花了120元钱。

结婚，当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按说是应该好好地操办操办的。可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置了顶大蚊帐，买了件大床单，配了对新枕头，床上仍旧是军人的黄军被；另外购置了10斤糖果，10斤蜜枣。这就是整个婚礼中置办的全部物件。

1969年5月10日，我和华电三公司医务室化验员聂寒娟同志的婚礼如期在部队机关小食堂里举行，全库领导干部悉数到场。婚礼由胡仁荣同志主持，证婚人王良主任讲了话。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唱了几首革命歌曲；没有婚宴，没有洞房花烛的热闹，在食堂吃了个晚饭就简简单单、愉愉快快地完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婚后一阶段，卫生所所长蒋万明因事外出，卫生员又不在，仓库正遇上大量物资进库，全库上下忙得不亦乐乎。我一天的婚假也没休，爱人聂寒娟还不停地帮着我忙里忙外……按战友们的时尚话说，我们完成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度了一个革命化的蜜月！

那年6月，我参加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在滁州361医院召开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荣立了三等功！

作者简介：原解放军八六医院院长。1942年出生，安徽涡阳人，中共党员，大校军衔，主任医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员，马鞍山市糖尿病康复协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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